刘雍

（浙江大学  浙江杭州 310058）

中国艺术史学界往往注重宏观研究，对风格学的定义过于宽泛，致使具体的“风格” 解释颇为纷杂并语焉不详。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大多是由于艺术史研究者缺乏艺术实践基础，面对具体的本体风格研究不知从何入手。其中最大的误区则是模糊了“可视”与可述的界限，往往把“可述”的历史强加于“可视”的作品当中，绕过本体而进入背景研究，被动地落入了文化学的圈套。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中国绘画史研究领域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立象尽意：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的美术考古学研究》既是正对此问题而出发。

在中国绘画史的发展进程中，魏晋南北朝绘画曾经书写了辉煌的篇章，然而我们今天籍以了解其时真实面貌的传世作品几乎荡然无存。

现存的寺观壁画，虽然在当时因各阶层对佛教的敬仰，得到空前发展，并由于诸多名家巨匠的广泛参与，致使寺观壁画成为当时主要的绘画形式。然而，时至今日，这些寺观壁画仅存在于文献，实物几乎无一存留。再如敦煌莫高窟那样幸存于今的洞窟壁画，由于纪年不明，大多也只能框定在整个时代的大范围之内，而无法确定其具体时限和在绘画流变序列中的地位与作用。那么，在这一时期的主流绘画到底是什么风格形态？是中国绘画风格史所需深入探究的问题。

从艺术史发展角度出发，传统中国美术史研究注重主流画家及其作品的探讨和对传世作品的分析，对于存世作品极少的唐代绘画来说，多数学者是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来阐释其风貌，对其绘画直观形态的把握则相对薄弱。然而，仅凭文献来诠释特定时代的艺术作品，往往会导致认识上的空泛甚至曲解。值得庆幸的是，现代考古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不断的魏晋南北朝墓葬考古发掘，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绘画实物。并以其相对充足的数量和断代的明确性，大大地弥补了上述唐代绘画研究材料的不足，从而为明确地认知魏晋南北朝绘画的时代风格及其流变形态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证。特别是在时序相对完整的墓葬绘画，无论是在作者级别、艺术品质都显示出这一时期统治阶层的审美取向，因此也便具有了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绘画风貌及其风格演变的标本作用。

一种研究方法的确立不单要在理论逻辑上具有严密性，同时还要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具有实操性。对于中国传统绘画“时代风格”的研究，大多学者只以整体风格转变的节点来进行分割，但对风格之所以转变，则多以背景文化来解释而忽略了“技艺”自身发生、发展的逻辑性因素。李杰所著《立象尽意：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的美术考古学研究》则直接切入绘画本体，以组成中国传统人物画的造型法则、形式风格、线型轨迹及观察方式等画面本体元素作为研究主题。

相对于用语言来诠释绘画风格，“视觉”就显得明确、直接的多。而如何将直观视觉感受转化为理论表述，本文所主要采用的美术考古风格学分析方法，则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更为直接的通道。美术考古风格学说并不是否定传统的描述可视与可述之间的既定关系，而是通过现实视觉与再现分析的对应比较来确立艺术作品的即有风格。不论画面当中所展现的任何形式表现因素，都会通过视觉为话语创造一个延展的空间，同时也为可视与可述的结合提供一个全新的认知角度。

本书作者主要采用本体风格定性方法并结合图像学、标型学等方法对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着重从艺术发展的角度，关注于各历史阶段所能给画家提供的创作观念及技术手段，以组成传统人物画艺术本体的“三要素”作为分析主体，对“三要素”在各自独立系统中持续性演变进行分析，放在一个更大的发展框架之内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同时关注影响其风格转变的外在因素，并以此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中国绘画风格研究系统。

魏晋南北朝绘画既是中国本土绘画形式的延续，又有外来风格的杂糅，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形成了中国古典人物画的基础形态。在此过程中充斥着诸多的精神追求和艺术体验，哪些是既往程式的延续，哪些是生发的新腔。除了文化学因素之外，绘画技艺的融合发展才是决定风格的主要因素。通过本文的研究基本可以清晰的看出唐代人物画的风格特征及转变轨迹。

本书反映出，魏晋南北朝绘画由汉魏之道德精神之美，发展为追求感官之美。显示出中国人物画的审美观在此时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其时的形式风格，除了延续汉魏以来无明显凸凹感的“概念化”形式之外，受到佛画影响，人物造型

已有明显起伏变化，不再僵化呆板。结构性表现逐步深化，画家已经可以利用结构突出部位的饱满线形描画出体形的转折关系，使得人物形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真实感”。于此同时，传统的“概念化”装饰线群则逐步向结构性线群靠拢，负载了更多的结构表现功能，从而，也就弱化了装饰线群的主观表现性，重构了中国传统画面的表现形式，创造了中国古代绘画的新纪元。      

通过本书对具有标本性质的墓室壁画的风格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人物画发展至此时发生了质的转变。绘画的作用已由单纯的伦理、教化功用逐步趋向于独立的审美主题，绘画的形式与题材愈加丰富。其形式风格以传统概念化形式表现与体积表现相结合形成了以线代体的表现观念。就绘画发展史而言，魏晋南北朝绘画通过对技法杂存的统和，逐步确立了中国人物画的艺术标准。

美术考古学进入中国几近一个世纪，而对其理论的研究却一直停留在文化学研究层面，特别是对于本体风格学的实际应用鲜有突破。有鉴于此李杰所做的研究对于中国传统人物画的风格梳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书作者简介]李杰，九三学社社员，美术学博士，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艺术研究所所长，艺术学学科带头人、艺术学理论学术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省“六个一批”人才，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历史学）（艺术学）、国家艺术基金评审、全国艺术科学基金评审、陕西省社科基金评审、西安市社科基金评审等，陕西省省级人才项目评审专家，陕西高校人文社科工作专家，陕西省艺术类高考专家组专家，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陕西唐代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农耕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汤用彤国学院特聘教授，黄帝学学会会员。出版专著五部，在《人民日报》《文艺研究》《美术》《美术观察》《人大复印》《人文杂志》《民族艺术》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获陕西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西安市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陕西省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项、重大子课题1项、国家艺术基金1项，主持教育部重点课题2项，主持省部级项目3项、主持其他纵向课题7项。

（该文作者 刘雍系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