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改编电视剧上映后，引发了大家对小说是否还原与创新等话题的关注讨论。尤其是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创作者围绕现代观众的审美感受，对小说主题、角色塑造、言语修辞等方面的改写度与忠实度进行了合理拿捏把控，加上一线实力演员主演，借助献礼抗战胜利70周年的势头，使得该剧未播先火。通过分析研究能够为后续小说影视剧改编提供价值参照作用。

文学作品的电视剧改编——以《红高粱》为例
刘念
 

国内外小说改编影视剧的作品层出不穷，从中形成的求同存异的研究思维，为《红高粱》小说与电视剧艺术作品的跨文本研究产生了启发作用。从各作品的自身艺术规律入手，对言语修辞与人物塑造等方面展开跨文本研究，能够帮助人们对文本内涵与作品转换规律等深入了解，从而能够以辩证眼光看待文学影视剧作品改编，对观众影评等能力提升有着现实意义。
一、主题变迁
1.小说以生命礼赞主题为主
   《红高粱》小说以抗日题材为主，与其他相同题材的作品不同，相对于革命英雄人物塑造，更突出对生命自由的追求，蕴含深邃思想，也是大家认识莫言作者的经典之作。小说被译为多种语言版本，并改编成了多部影视剧作品。小说讲述了爱情与人性、历史文化等多元主题，充满魔幻现实主义。文章蕴含丰富情感，包括对家乡糟粕文化批评与民俗风情热爱，以及对生命力与人类发展的赞扬反思之情等。与其他积极塑造人物正面形象的小说不同，对人物进行了正反两面形象塑造，角色塑造更加真实全面，人性本质传达更加理性与客观大，且都是有着基层人民的纯真个性与原始野性魅力。颠覆了传统故事叙述策略与规则，多元主题反复变化，将生命礼赞主题到位烘托。
2.电视剧以家国情怀主题为主
电视剧《红高粱》主题与小说主题不同，基层人民家国情怀与生存智慧贯穿抗日主线发展全程，全面展示生死征服与爱恨情仇等故事内容的同时，加入了观众喜闻乐见的宅斗、官匪斗与多角恋等趣味性元素。朱亚文与周迅等演技派的参与，让电视剧未播先火。随着故事情节发展以及各种娱乐元素的烘托，人物性格特征与多重身份逐渐明确，抗日救国与献礼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主题契合，进一步突显了电视剧家国情怀的主旋律。与其他主题作品不同，抹去了商业影子，尤其是角色对传统道德品质的传承，突显了作品强烈的社会责任与爱国情怀。“九儿”个性如同花木兰，不仅高度还原了小说中渴望自由与生命力旺盛的人物特征，同时补充了其刚强与聪慧的性格特征，行事作风与儒家推崇的大义与智谋思想契合。于占鳌土匪形象塑造，对其走上抗日道路做出了铺垫，其孝心与讲义气等作风与我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和谐正义思想契合。各种角色塑造更多丰富与鲜活，更利于大众对作品主题思想的透彻理解。
二、角色形象
1.角色承续
首先是戴凤莲角色，小说中是个性张扬与有谋略、识大局的抗日女英雄形象，是不拘小节与心比天高、风流放荡的神秘奇女子。体态丰腴、心灵手巧、有勇有谋的正面形象，同时也塑造了其争风吃醋与余占鳌私情的反面形象，在当时思想封建的社会，敢于塑造解放人性的女性形象，无疑增加了小说看点与内涵意义。电视剧版的九儿人物由周迅扮演，透着灵气与仙气、人气，将小说敢爱敢恨、有大局意识的传奇女子形象生动刻画。与其他影视版本的忍让人物形象不同，周迅扮演的九儿在悲剧美的故事情境与节奏中，更加倔强与火辣，更多了一份主动与大胆，将当下社会中女性积极进取与反叛精神展现的淋漓尽致。同时忠实了小说塑造了其绝非等闲之辈的宅斗等反面形象，性格刚烈且手腕狠辣让人们为之动容，角色定位更加精准，迎合了电视剧娱乐化与低俗化的艺术形式。
其次是余占鳌的乡野板抗日英雄形象，小说中的余占鳌形象目中无人、傲慢无礼且杀人成性，但有疾恶如仇且不畏生死，阳面与阴面成正比，无法定义好人或坏人。电视剧版本的余占鳌角色由朱亚文饰演，在气质与身材等方面符合原著，用摧残式的形式表演，成功塑造了一个充分质感与灵魂的角色形象。电视剧版的余占鳌更加专情，弱化其无法无天一面的同时，对其土匪形象进行了美化，给人走正道的感觉。小说中的余占鳌为了新人与自己生存抗日，并不是为国献身的政治觉悟，而剧中的余占鳌形象塑造，考虑到了电视剧的宣教功能，尽可能地淡化了反道德常规的性格倾向，以塑造充满烟火气的普通人。小说与电视剧的受众群体、创作背景不同，偏离主流道德观念行为是不被当下观众认可的，只能尽可能的还原角色个性[1]。
最后是刘罗汉血气方刚与善良忠诚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刘罗汉人物尽心尽力支持与忠诚于九儿，最后因心疼骡子被日本人剥皮杀害。电视剧版的刘罗汉由宋佳伦饰演，通过品酒与化解矛盾、悉心守护淑贤等故事情节发展，给观众留下了单家灵魂人物、酿酒高精尖人才、暖男、守护爱情骑士等人物形象，刘罗汉小说中被剥皮的下场，在电视剧中换做以枪毙艺术形式处理，不仅迎合了大众追求刺激的心理，同时符合通则中要求电视剧不得出现恐怖暴力以诱发犯罪的制作规定。
2.新角色塑造
电视版的高密县长朱豪三人物，虽雷厉风行成绩斐然，但固执己见且感情用事。由小说中的曹梦九人物演变而来，嫉恶如仇痛恨土匪但又怕老婆，好坏难以区分。电视剧版的高淑贤角色，情感观念陈腐，受礼教文化束缚，虽然抽着大烟压抑情欲但表面贤良淑德，与九儿的欢脱形成鲜明对比。从对九儿的同情到算计，内心复杂矛盾，从善到恶的演变，观众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厌恶。秦海璐将封建制度受害者的淑贤角色生动演绎，无论是眼神还是表情，都让观众看到了一个被封建思想迫害后外化的角色影子。张俊杰是九儿的初恋情人，是小说任副官的演变，具有忧国忧民报复与战略思维，从沉溺儿女私情到纸上谈兵秀才，再到抗日队伍的精神领袖，经历了内心与体格等多方面的转变，将电视剧的家国主题与主流政治思想充分体现。
张俊杰是在《红高粱》中登场的虚拟人物，由黄轩饰演。是九儿的青梅竹马，却因为父母的影响与九儿“失之交臂”。他非常的善良，非常正义，在土匪、县官几方势力之间周旋，希望能够团结大家的力量，共同对抗侵略者。后加入共产党，并在九儿的帮助下与余占鳌共同抗日。
三、叙事转化
1.顺序
电视剧比小说增添了部分新角色，且叙事围绕九儿展开。电视剧是以时间顺序与叙事时间顺序展开布局，其中存在预叙与倒叙等细节设计，以展示回忆等情节，细节上的时间倒错也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需要[2]。
2.频率
叙事频率指电视剧节奏，叙事节奏指电视剧段落节拍等，受序列与场景等因素影响，也是电视剧叙事水平直接体现。为了人物情感状态或情节戏剧冲突呈韵律方式呈现，会适当运用蒙太奇镜头等艺术手段，呈现电视剧环环相扣且缓急结合的叙事节奏。
3.叙事语言
考虑到电视的传播属性，与小说在叙事语言方面有着较大差异，电视剧叙事艺术应当富有生活气息且注重情节，符合大众的价值观与审美观。从电视内容入手分析，在全篇取材《红高梁家族》的基础上，设计了多个新角色，对小说内容起到了扩充目的，剧情更加跌倒起伏。电视剧制作中不能忽视叙事美，尤其是长篇电视剧，应当注重每集叙事结构的连续性与可看性，尽可能大的承载信息内容，涉面广与多变事件的篇幅内容才更有吸引力。电视剧是历史变迁的缩影，不受时空限制的展现了社会生活断面。电视剧故事情节又主次之分，以主要角色间的故事为主，以次人物故事为辅，故事交叉进行，将事件推向高潮。主要角色的故事贯穿电视剧全程，如九儿反抗命运等故事。次要故事围绕主要故事以片段形式出现；对此，次要故事线也属于次要叙事。观众对电视剧的观赏，更注重曲折性内容引起的审美效应；对此，应当合理运用悬念与冲突等情节满足患者期待欲望，营造叙事美感的同时，提高收视率[3]。
4.叙事策略
电视剧叙事策略是指谋篇布局方式，而叙事语式直接决定了电视剧故事精彩程度。选择叙事策略，了解作品相关风俗民情与宗教等是重要前提。闲合式结局观众对故事始终透彻了解，开放式结局隐去部分内容给观众留下了联想空间，如电视剧《红高梁》则以闲合式结局为主，九儿在高粱地里开始爱情，也在高粱地里结束生命。首先戏剧性的情节能够丰富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内心情感，但不能过于讲述故事，应当增强故事的自然性，给观众留下富有时代特征、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其次是电视剧以乡村生活为主旨，类型化与模式化方法无法运用上。且为了弱化情节戏剧化，实现生活原生态真实还原，大量挖掘了现实中的戏剧性元素，自然生动的风格更能吸引观众。同时电视剧并未过度追求娱乐化与一味说教，还原角色真实生活状态时，隐含的道德评判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尤其是隐含叙述者进一步表达了对正面价值观、民族文化的肯定与弘扬。最后采用平民叙事策略，诠释平民美学与中和思想，电视剧与小说塑造了多个立体与个性鲜明的平民形象，以平民的态度感悟人生变化，并以平民生活状态进行创作。电视剧将小说中的内容平常化，故事主线更加突出，线索搭配平衡到位，实现了小说平常内容的升华。
5.叙事结构
小说常用构成要素与本体结构两种叙事结构，元素相互配合丰富文本语言艺术，但电视剧的故事结构以次要与主要故事构成为主，叙事线索交错，各种分支矛盾形成冲突焦点，不断提高观众期待值与好奇心。电视剧所叙述事件，不仅有着内在联系，同时引发的矛盾冲突，都是在给高潮故事情节做铺垫，以达到环环相扣的艺术效果。电视剧结构布置不仅能够丰富主题内涵，同时能够丰富人物形象。结构安排张弛有度且紧凑均匀，故事叙事核心以九儿为主，任何矛盾都围绕戏剧主角展开。其与命运对抗的矛盾，最初主要体现在抗争包办婚姻、从容面对土匪与单家，矛盾逐步向抗争国仇家恨与爱恨纠葛过渡，主次要故事错综穿插但线索分明，最终形成整体。电视剧结构直接影响叙事水平，在电视剧版《红高粱》中采用了递推式剧情设置与微观叙事结构、对比叙事方法等，将人物鲜明的个性形象与心理情感充分体现揭示。电视剧结构包括扇形结构与对比式结构、网状结构等，而电视剧版《红高粱》采用了网状结构、串珠式结构等方式，前者容量更大且涉及面广，将众多人物与复杂故事按照政治立场、出身等依据分成多派系。后者按顺序将时间编辑整合，以展示时间跨度，如九儿八年抗战时间的表现等。利用多种叙事结构方式最大程度的体现小说优势。
6.叙事语态
电视剧《红高粱》采用了开放视角，整合了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的特征优势，在小说基础上创建了新得思考视角，电视剧叙事多重时空的表现优势随之加强。电视剧采用了画外叙事者，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与时代背景无缝衔接。影响叙事艺术的因素较多，包括人物动作语言与环境等，需要合理选择叙述者角度与叙述方式，才能强化其叙事艺术效果。
7.剧本改编
在文学作品中主要是通过文字和情节来突出人物性格，让人们了解本部作品所想要表达的内容。在电视剧中主要是应用人物性格突出影片想要表达的情感，电影在改编文学作品时，通过对人物性格的适当改编，让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满，无论是九儿或者是余占鳌的人物性格都变得更加具有戏剧性，让人们在观看时能够融入剧情中。特别是余占鳌的人物形象，在莫言小说中的余占鳌是一个自私的人，会为了家族利益、为了自身利益杀人如麻，而在电视剧《红高粱》中则针对余占鳌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非常大的改变，使得余占鳌这一人物形象更加有血有肉，为他最终走向了抗日战争做出一定的铺垫。
总结：
电视剧对小说内容的改编，主要受创作观与观众审美、文化语境等因素影响，小说在角色塑造与注意意蕴等方面偏向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现代时代背景更加开放，但为偏离主流政治思想，小说内容与电视剧制作通则规定不符的方面都会进行适当嬗变。虽然最大程度还原了小说内容与思想情感，但小说属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而电视剧属于戏剧现实主义作品，虽然不能迎合每个人的期待视野，但也在最大程度的迎合观众审美心理。
参考文献
[1]慕江伟.现代历史故事在当代小说中的审美表达[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09):54-63.
[2]叶君武.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叙事主题及英译处理——以作品《红高粱》为例[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09):6-7.
[3]彭维.“浓墨重彩”推动场面变形与结构流动——以评剧《红高粱》为例[J].戏曲研究,2019,(02):73-87.
(作者单位: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