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论述了文艺类作品事讹等知识性问题发生的历史、现实及其识别的繁难，从人的局限性和求真精神两个方面分析了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并提出要从认识上重视事讹等知识性问题，敬畏白纸黑字，要利用各种技术手段，科学有效地识别和处理此类问题。

文艺类著作事讹问题略谈

罗艺

随着读者认知和识别能力的提高，各类著作中的错讹，特别是知识性错讹被越来越多地识别出来，并加以曝光、研讨，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出版从业者的重视。各类著作中的知识性错讹种类很多，有人名讹、地名讹、官职名讹、史实事实讹、天文地理讹等等，本文仅截文艺类著作的事讹问题展开具体论述。

一、问题举隅

1.错误发生的历史“悠久”。文艺类著作中的事讹问题不仅发生在现在，过去的作品中也有。清代学人杭世骏在《订讹类编》中记载的“事讹”就有67条，他又在《订讹类编续补》中增列了19条“事讹”。其中包括：著名诗人王维《老将行》中的两句诗“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中的用典错误，指出“不败”的应该是霍去病；诗人王彬说“陶潜彭泽五株柳”的错误，陶渊明种五柳是在浔阳柴桑宅边；苏东坡把发生在端州的孙恪化猿事写成了在英州。可见，文艺作品中事讹发生的历史很久远。

2.错误发生的层级很高。古今著名文人大多不同程度地在其作品中发生过事讹差错。上文所列的王维、苏东坡等皆可作为明证，在《订讹类编》中发生过事讹差错的著名文人还有司马迁等人。现代文豪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把司马昭误为司马懿了。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把吴三桂说成是“清末”之人。贾平凹先生在《腊月•正月》中把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会说成一年召开一次。李敖先生在《北京法源寺》中把牛郎织女的位置说反了。[1]著名语文刊物《咬文嚼字》在2000年和2010年针对我国22名著名作家的专项“咬嚼”活动，反映出当代名人名家名作中知识性差错的存在仍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3.错误识别的不易与繁难。过去的读者和现在的大部分普通读者会对文艺作品中的事讹等差错问题“熟视无睹”，这其中既与阅读的深浅程度有关，也与读者阅读的精神和个人态度有关。如“谁也不会像张衡那样一篇《两都赋》就洛阳纸贵” 这样一个文通字顺的句子就存在三个知识性问题——其一，《两都赋》作者是班固，指《西都赋》《东都赋》；其二，张衡写的是“二京赋”，《西京赋》《东京赋》；其三，洛阳纸贵源于左思《三都赋》。[2]要识别这种差错，需要读者具备质疑、求真的精神和一定的文史知识。我们往往需要这样的读者的出现。针对余秋雨先生诸多散文作品中的差错，金文明先生更是持续地、执着地进行有理有据的指谬和分析，出版了20多万字的专著《石破天惊逗秋雨》[3]，成就了一段语文批评的佳话。

二、原因分析

1.人的认识总是在局限中。时代、地域、年龄等等总是会限制人的认识，作品是人创作的，发生事讹等差错也就在所难免；出版社没有全部识别和处理这些差错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开脱，要认识到正是人的认识有局限，出版者、读者才不应该迷信任何名家名作，要具有质疑、求真的态度。作家在下笔时也不可太随意，要一步三回头，传递真实。

2.求真空间和自觉的萎缩。作家以及给作家出版作品的出版者在社会高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急功近利的坏习惯，对作品的打磨难以增删几载或旬月琢磨，导致一定程度上话随便说、事凭记忆写、典靠感觉引，不去核实查证，功课做得不够，导致作品中存在偏误。近些年，出版转企改制，更多地关注数据效应（经济指标），对日常劳作（无数繁复的机械的，以及高深的文稿修改工作）关注不够，造成出版物中知识性差错的高发和频发。一些出版者没有求真求信的出版定力，明知书稿有问题，碍于识别和修改难度大、费时多，一般人发现不了，就放任差错自流。

三、处理方案

处理这一问题既要认识到位，也要方法得当。既要承认事讹问题的不可避免性，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作品、否定作家，要积极分析研究，消错灭错，不致“一错再错”。

1.敬畏白纸黑字，求真求信。如果一个作家或者一个出版单位的作品（图书）经常存在事讹问题，那么读者对这个作家和出版单位的评价一定会受影响。如，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的取材偏差问题导致网友调侃学了“假语文”。作品的核心生命力是白纸黑字所传递和代表的真、信、美。当前，作家的写作和发表相对从前难度降低，随随便便、“差不多”就把作品写出来、交出去的作家也不少见，而真正有追求、优秀的作家应该是非常珍惜自己的每一次发声机会的，不应主动放任错误。另一方面，在出版节奏加快的当下，出版者应该自觉敬畏经手的白纸黑字，把它当中的事讹问题尽量地识别和修改过来，做求真求信的行业坚守者。

2.运用各种技术，确保科学可靠。目前各种技术的成熟使得人们拥有了优于前辈判断、求证的工具和资料，方法更多样，依据更可靠，速度也更迅捷，但处理事讹等知识性问题不是靠一两个网站提供的信息就能确证的，要调动不少的学科知识来反复求证，综合判断。要利用好大数据，借助网络数据库，比如可以查到原文影印件的读秀、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调用足够可信的证据认定和处理相关问题，确保查证、指谬和纠偏工作有理有据。

总之，只有从源头（作者）到出口（出版社），到受众（读者）都对事讹问题引起重视，并科学对待，才能确保我们流传于世的作品经得起推敲。

（作者单位：浙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