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重分析了传统的群体决策与GDSS群体决策之间的差异，从个体差异、群体特征、文化环境、任务类型等方面逐个分析了GDSS群体决策的影响因素，其中在中国特有的情境下，文化环境对群体决策的影响很大，因此GDSS在中国情境中的应用要比西方文化环境中更有效率。

中国情境下GDSS群体决策的影响因素
孙谦 

传统群体决策与GDSS
传统的群体决策广泛应用于政治、商业等各领域，群体决策是不同思维的互动过程，大部分的决策首先是成员们得到一个问题、收集信息，分别做出自己的决策，与其他成员交流后，修正决策，最后达到一致，如果最后不能够达成一致，那么这个决策要么是少数服从多数，要么处于难产状态。
更多的人来决策并不代表会得到更好的方案，很多研究发现不少因素都会影响决策的结果，比如非命令式的领导下，会产生更多的方案；领导权力需求越高，决策所考虑到的事实就越少；高凝聚力和限制的决策程序下，群体产生的异议最少；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会造成低质量的决策；责任感能够增加决策的警惕性；高威胁+高凝聚力以及低威胁+低凝聚力这两种情况下的决策最差[1]；群体决策涉及个体态度、价值观、偏好、能力和权力等因素，会对群体成员带来一系列心理因素，比如群体极化、风险转移、从众、帮助行为等非理性的因素，势必会带来消极的结果[2]。
GDSS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群体合作支持系统，主要是以局域网的形式支持多人参加会议，通过高效的自动化过程收集、记录会议中的意见，在此过程中，可以交换会议意见，并实时显示反应，交换发言权，缩短会议时间，提高群体满意度。主要特征有匿名、并行交流、记录自动化。GDSS的优势在于把决策科学、计算机、通信技术融为一体、为组织中的群体决策行为提供支持[3]，群体成员可以同时表达自己和查看他人的想法和意见而不受介质约束, 拉开了群体成员间的距离, 抑制了群体过多的社会化行为，通过匿名的特征消除了地位不平等成员，对群体决策的不良影响[4]。
影响GDSS决策的关键因素
席酉民等表明在三人组和六人组中，GDSS都能够更有效地存进群体进行决策，而国外的一些研究中表明在在小群体当中非GDSS组的产出更高[5]。中国文化下的决策和西方国家存在差异，所以GDSS技术支持更加重要。
王磊等人认为任务的类型也会造成群体产出不同，他们根据McGrath定义的两种任务类型进行了实验，一种是群体成员只有观点冲突的类型——认知冲突任务；另一种是群体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混合动机任务。他们想要知道这两种群体对采用了群体支持系统后，是否对决策过程和结果更加满意。结果表明混合动机任务组对决策过程和结果的满意度都要明显高于认知冲突组，而在面对面的交流当中，这两组的满意度并没有什么区别[6]。所以在利益冲突的决策中，采用GDSS系统来辅助决策是非常必要的。这很可能是由于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面对面时人们总是有所保留，不愿意共享更多的信息，而采用GDSS后，由于匿名或者其他原因而消除了这种保留的因素，而认知冲突组仅仅是观点不同，但目标都是一致的，所以即使是面对面的时候，也会更愿意分享信息，所以采用GDSS后，满意度的提高并不明显，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认知冲突组采用了GDSS后没有好处，因为其他的研究证实了GDSS可以缩短时间、提高效率。
对于文化价值对决策的影响，白云涛等采用实证的方式，在MBA学生中做了测试，并对决策过程的满意度和结果的满意度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第一，决策成员的平均年龄越大，就约倾向于介绍对方意见，气氛融洽；第二，团队风格越冒险，决策时间越长；第三，年龄差异越大，决策一致性就越高。这文章提出的前两个结果和国外的研究一致，然而第三点却与国外学者研究相反，该文作者认为中国人有尊重长辈的传统思想，所以年龄小的成员会更倾向接受年长者的观点，就更容易达成一致[7]。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GDSS对于改善群体决策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具有无比的优势，他们认为GDSS的引入可以缩短决策周期，虽然外国对于此的研究结果表明采用GDSS后决策时间可能更长也可能缩短，但是该文认为中国的传统决策中信息交流不畅通，成员积极性不高，所以应用技术可以缩短周期[8]。
综上所述，影响GDSS群体决策的因素主要包含个体心理、文化环境、任务类型几个主要方面，在中国特有的情境下，GDSS在中国情境中的应用要比西方文化环境中更有效率。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