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文学创作思想内容的前后期变化
王玲玲  沙登阁
王粲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为避中原之乱，也为实现自己的才能抱负，他前期客居荆楚十六年，依附刘表本欲有所作为，然而却不得重用。于是，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重回故土。由于王粲前后期政治遭际的迥异、社会境遇的不同，使得他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大相径庭。
一、前期作品思想内容
记录汉末战乱。身处乱世的王粲，告别故土，流寓荆楚，写出了很多反映汉末战乱现实和百姓深受苦难的作品。《三国志•魏志•王肃传》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汉末宦官弄权、国事日非、征战不断、民不聊生。初平三年，长安遭董卓和李傕、郭汜之乱，“卓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珍尽” “杀之悉尽，死者狼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粲写下了千古名篇《七哀诗》，当时他年仅十六岁。此诗写于他避难荆州，沿途所见百姓生灵涂炭的情景。
抒发思乡之情。王粲滞留荆楚十六年之久，胸怀鸿鹄之志却无法施展，加之独在异乡的孤独感，易生思乡之情。汉乐府《悲歌》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对月怀远和登高望远是古人思乡采用的传统方式。于是，王粲在流寓荆州十二年，写下了情真词切的《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无法排遣的愁绪只能通过登高远望以消愁了，紧接着作者写了一系列的荆楚美景：地之广，水之美，楼之高，物之丰。不可不谓之“信美”，然而乐土并未使王粲流连，相反他却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以乐景反衬了自己的思乡情之强烈。
感慨壮志难酬。王粲“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出身世家的他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志，他奔赴荆州，投奔刘表，本是想有一番作为的。然而，刘表并非王粲所期望的霸王之才，正如裴潜私谓所亲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他满足于孤守一方，坐观时变，不图霸王之业。在荆州十六年，王粲始终只是依附于刘表的一个普通幕僚，有一处安身之所而已，却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负。对王粲来说，一方面，汉室丧失权柄，济苍生安社稷是他最大的理想；另一方面，岁月催人老，自己的青春留给了荆楚，却一事无成。王粲本是一个热衷于仕途功名的人，其郁郁而不得志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心情，也就很自然地流露在他那些述志抒怀的诗赋之中。在其代表作《登楼赋》中即表达了怀才不遇之情。前面说过，王粲前期的作品中流露了大量的思乡愁绪，其实这种惆怅，不仅仅是远离故土，与亲人的天各一涯，更多则是由于不得重用，对荆楚心生厌倦，故此乡愁愈加无限。
奉命应诏之作。战乱之中的王粲亲身经历了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之苦，他急切渴望安定的生活和太平盛世的到来，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对于刘表安定荆州局势的内政外交政策，王粲在思想上是支持的。总结起来，他在荆州帮助刘表做了几件大事:其一，他为巩固荆州的军事活动大造舆论。其二，帮助刘表极力周旋袁绍同盟内的矛盾。刘表结盟袁绍，目的在于牵制曹操，倘使袁绍势力被彻底消灭，这自然会危及荆州的安全。故此，王粲受命以刘表名义分别发出《为刘荆州谏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二书均晓之以礼，动以亲情，劝二袁“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兄弟之怨，使记注之士，定曲直之评，不亦上策邪!”王粲展现出“疾呼泣血”的情感，展示出“苏张复生”的才力，以期使袁尚、袁谭携手共奖汉室。王粲奉命应诏的作品以文代人立言，体现了其很强的文字功底和词章文采，能于诗赋之外别有一番价值。
二、后期作品思想内容
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是长期困扰在王粲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已经看到刘表非王霸之才，不足以成大事；而同时他看出曹操是个人杰，“雄略冠时，智谋出世”，用兵“往往如神。”从归附曹操之后，王粲的命运有了实质性转变。在短短的三五年时间里，他连升数级，最后成了“建安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是唯一的封侯者。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在这一时期终于得到真正的迸发。
体验随军出征。王粲归附曹操后，深得曹操器重，不仅得到朝廷官职，并且亲自跟随曹操出征，这是无比的荣耀，也是王粲一生难得的人生经历。他先后参加了建安十四年的南征孙权、建安十六年的西征马超、建安十七年的南征孙权、建安二十年的西征张鲁、建安二十一年的南征孙权等重大军事行动。七年当中累计长达两年之久的征戍岁月虽然漫长，然而中原的渐渐统一和曹操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王粲的满腔豪情和凌云壮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现和升华。在戎马倥偬生活中，反映军事生活成为了王粲创作的主要题材，也形成了王粲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主题。五首《从军行》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邺下文人唱和。闲暇之余，王粲和诸文人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和曹氏兄弟一道相聚宴游，诗酒竞豪。其活动的内容，有弹琴博弈，调筝弄茄，读书论学，更为重要的是吟诗作赋，抒写心声。《初学记》卷十引《魏文帝集》曰:“为太子时，于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等同作。”王粲同当时有名的文人，如曹植、曹丕、徐干、阮瑀等都是好朋友。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筋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王粲出于文学侍从、属臣的身份竭忠效力、谨慎文辞，在权臣幕僚的位置上写下一些恭谦自勉、颂主扬威的应制诗。在这样的环境中，王粲大部分诗赋都是奉命与其他文人同题而作。据俞绍初先生辑校的《建安七子集》、严可均先生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对邺下文人同题诗赋作品的数量做了初步统计，分别为：王粲31篇,陈琳9篇，应玚9篇，杨修5篇,，繁钦4篇，阮瑀4篇，刘桢、徐幹各3篇。可见,王粲同题诗赋篇数为诸子之冠，而且占其邺下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二。
抒发豪情壮志。由于在刘表手下的不受重视，到归附曹操后被封侯授职，王粲感到心情舒畅，深受鼓舞。追随曹操，在王粲看来正好可以乘时进取，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在依附曹操的近十年中，他基本上是踌躇满志的。在与曹植等人同作的奉和七体文《七释》中，王粲“致辨于事理”，主张圣王之世，有志之士应当献身于政治，建功立业，“形中情于姐豆，宣德教于四邦”。在奉和曹王的《仿连珠》中，王粲力劝明主要任贤纳言，“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饱含着王粲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片赤诚之心和效命时世的真诚。后来王粲追随曹操南征孙权、西征马超、张鲁，写下军旅诗《从军行》。
赞颂曹操武略。王粲依附曹操后曾奉祝曹曰:“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应当说王粲的这番话不仅仅是出于应酬，而是表达了他初仕曹操的认识以及甘愿效命曹氏的心情。在《公宴诗》中王粲咏赞宴会盛况，颂誉曹氏美德，具有明显的奉承与效忠意味。 
王粲博闻强记、明习前朝礼乐制度的特长引起了曹操的重视，被任命为侍中，和卫凯共同制定魏国朝仪，一起草创了典章制度，《三国志•魏志•王粲传》中记载“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王粲此时可谓春风得意，达到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王粲等建安文人的不守礼教同后来的正始文人不同，正始文人在否定礼教的同时，常常是重玄学，尚清谈，好喝酒，鄙薄世务，轻视功烈。而建安文人却一直关注现实，渴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王粲的一些诗作也是出于“忧国家之危败，憨百姓之苦毒”，充满了时代感、历史感，既谦恭竭忠，又磊落名节。

王玲玲（1.日照职业技术学院；2山东水利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