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叙述与蒙太奇的组合

——论《我叫刘跃进》的叙事特征

甘浩

               

刘震云的小说《我叫刘跃进》能够在读者中引起一定的反响，很大程度是因为同名电影《我叫刘跃进》——一部被称为“中国首部作家电影”的影片。“作为一个概念，‘作家电影’在中国式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提法，是指作家拥有导演的推荐权、资金的使用权及介入发行权的新制作模式的电影。” “作家电影”的提法，究其本质，是一种电影市场行为，利用作家的市场号召力来使电影资本利益最大化，这与我们的讨论关系不大，但是，这种做法把作家在电影制作过程中的地位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必然影响小说《我叫刘跃进》的创作。因为据传这部小说是先有剧本，后有小说，果真如此的话，电影《我叫刘跃进》肯定会对小说文本写作产生影响。这种猜测笔者没能证实，即便如此，小说《我叫刘跃进》依然与电影存在扯不断的联系，它的出版时间与电影放映几乎同步，一上市就狂销了40万册。从艺术上说，小说《我叫刘跃进》并不是一部好作品，它能够热销，不能不怀疑是依靠了电影的力量。

刘震云一直与电影界有密切联系。1980年代，他的小《一地鸡毛》被冯小刚拍摄成6集电视连续剧后，刘震云与冯小刚就建立了深厚的关系，他的不少作品都被冯小刚搬上了银屏。因为刘震云成功地深层次参与了冯小刚《手机》、《天下无贼》两部电影的生产，使其成为非常有票房号召力的内地编辑，因此《我不是刘跃进》的投资方才有了以一个作家为创意中心的投资行为。但是在小说的写作上，《我不是刘跃进》的结构显然受到了中国史传文学纪传体结构体的影响。小说的每一章都把焦点集中在标目中的人物身上，十几章故事就讲了几个人物的故事，因此，整部小说的结构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折扇式列传单元”——打开小说，就像捻开一把折扇，每一折扇面都有一幅人物画卷。

其实，这种“折扇式列传单元”，也是小说《手机》的结构形式。《手机》共三章，第一章“吕桂花”和第三章“严朱氏”是过去故事，第二章“余文娟、沈雪、伍月”是现代故事，在叙事逻辑上并没有按照顺时序进行，所以，读完之后猛一下让人摸不著头脑。电影《手机》以第二章为主线，故事线索就非常清晰（而从艺术上看，第三章才是小说最优秀的部分，叙事朴实，意味深长）。《我叫刘跃进》吸收了这个经验，故事是一种单线条的顺时序故事：工地厨师刘跃进被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包，在抓贼找包的过程中，他无意中得到了另一个包。巧合的是，这个包里藏有一个U盘，其中储存着关系到房地产商人、一系列高官等上层人物生死存亡的重要资料。于是乎，商人、高官、小偷团伙、侦探、警察都卷入了追捕刘跃进、寻找U盘的复杂漩涡之中。一番阴差阳错过后，商人、小偷和高官终于受到了惩罚。

这显然是一个适合大众传播、也会得到大众喜爱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老套故事。从各章标目看，也可以看到刘震云刻意迎合大众的痕迹：很多人物的名字，我们非常熟悉，如青面兽杨志，曹无伤，杨玉环，麦当娜，这些熟悉的名字自然会激发观众或读者的想象力，甚至使他们在瞬间回到某种原始典型故事情景，可是，故事中的这些人物不但不具备高贵的身份，反而或是小偷，或是妓女，或是无赖，期待视野的反差之巨，让人情不自禁地“扑哧”一笑，产生了刘震云需要的幽默效果。在章节结构上，以这些人物为标目，折扇式铺排，展开故事叙述。故事异常曲折曲折，但是，因为采用“折扇式列传单元”结构形式，故事环环相扣，条理清晰，杂而不乱，流畅自然。这种“折扇式列传单元”的艺术效果，与电影的蒙太奇手法相异常适应，电影因之很容易组织叙事单元，很省力气。所以，从叙事上来看，《我叫刘跃进》的故事叙述显然成功了。

但是，叙事成功并不等于文学作品就成功。从小说文本呈现的审美形态可以看到，《我叫刘跃进》采用“折叠式列传单元”结构故事，便宜了文学创作，文学叙事也因此通畅明晰。但是，相比于《水浒传》等传统长篇小说，用力显然不够，各单元缺少必要的、深层次的勾连关锁，似乎仅仅是为了便于写作而采用了这种叙事结构形式，有偷懒省力之嫌。可以解释的原因，是当下文学创作多求数量和速度，作家们在一年甚或是三四个月间就完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创作（据毕飞宇称，《推拿》的创作时间约是五个月，这种写作速度在当代非常普遍），似成为常见之事。而金圣叹称道《水浒传》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才，又复若干年经营点串，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也。” 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经得住读者细品回味。而今人失去了这种从容写作的环境和毅力，往往率尔着手一部作品的创作，这种仅仅为了省时省力的叙事结构，小说缺乏精雕细刻的打磨，意蕴上大多较为单一、单薄，难成大作。《我叫刘跃进》似乎就是叙述了一个曲折的故事，除此之外，好像很难寻找到别样乐趣，小说因此也缺乏让人咀嚼咂摸的意味。有些地方，为了追求故事的速度，故事单薄，成为一团枯墨，没有化作富有生命韵律的叙事曲线。

从写作初衷来看，这种结果显然不是刘震云想要的。刘跃进的故事是一个“拧巴”的故事，刘震云称其为“羊咬了狼”的“黑色幽默”，他主要借此表达他对生活的观察和他的生命感受，刘震云说：“本来这个事是个苍蝇，它突然变成了大象，接着大象又变成了老虎，老虎反过来要吃刘跃进。这种不可掌控的状态，是我最感兴趣的。每天一个人，遇到十件事，有八件事都处在不可掌控的状态。不可掌控的状态特别容易出悲剧，也特别容易出喜剧，更容易出悲剧之中的喜剧。” 不用看故事，只凭借刘震云一番话话，我们就可以觉察到这是一个韵味十足的故事，它仅仅抓住了生活的“不可控制”特征，这是一个深刻地洞察。“不可控制”，可以说是生命的一种本质性存在。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存在的探究。” 刘震云试图通过一个故事来探索生命的存在状态，显示了大抱负，但是，电影的消费方式，使刘震云不得不顾忌观众与市场。迎合市场和观众的结果，是小说加强了故事的曲折性，小说故事妙则妙兮，也足够曲折，不过，过于曲折的故事表述和陷于油滑的幽默，遮蔽了故事意蕴深度的显示。换句话说，电影式的故事，影响《我叫刘跃进》故事意蕴深度的呈现，使它不能成为一部好小说，也不如刘震云在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手机》、《一句顶一万家》等作品。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