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文文（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摘要：当代中国和理念是人类追求社会和谐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是时代的产物，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分析当代中国和理念产生的现实根源与发展历程，总结和理念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的应用价值，阐释和拓展当代中国和理念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和理念；原因；历程
人类所面临的困境需要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思想来阐释并加以解决，“正如卡普拉的名著<转折点>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第一次被迫面临着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全部灭绝，这样一场确确实实的威胁。”[1]当代中国和理念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思想，在关注人类共同危机的同时，还特别关注中国面临的特殊挑战。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这个思想的产生并被广泛采用有其历史必然性，它由模糊到逐渐清晰再到最终确立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当代中国和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国际形势做出的具有战略性的抉择。
一、当代中国和理念产生的现实根源
（一）中国应对国内挑战需要和理念
当很多国家处于后工业化时期反思工业化种种弊端并试图加以解决的时候，中国却正处在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今天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遭受的痛苦，西方很多国家早就遭受过。于是，有部分学者指出，既然工业化存在种种弊端并造成了巨大牺牲，中国为什么不放弃工业化呢？这是一种看似合理实则荒谬的观点。中国要想完成百年转型，完成千年复兴，就必须进行工业化。一个历史再悠久、版图再宏大的国家，若没有相应的经济科技实力，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而要提高经济科技实力，就必须进行工业化。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矛盾、问题，是与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正处于从过去的整体意识向现实的多元意识转化之中，正处于从过去的“正其谊不谋其利”到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之中。这一时期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发展最快，也是矛盾最多、变化最快的时期，最大特点是多元化、多样性和多维度，如经济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政治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多个社会阶层竞争，文化上多种社会思潮、多种价值观激烈交锋。这一特点虽然给中国的繁荣发展带来动力，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可能会使中国面临更加复杂、更加突出、更加尖锐的矛盾与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革，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将面对着并长期面对着一些非常严峻的矛盾和挑战。当前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有：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压力；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努力破解能源和自然资源对中国发展的“瓶颈”制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也十分迫切；城乡、区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贫富差距，努力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并逐步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仍然及其艰巨；当前的中国是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也是矛盾的多发期和凸显期，社会局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困难等所有这些面临的挑战，其实质都在催促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思想来阐释并加以解决。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2]中国与世界已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中国在积极发展自身的同时也不断感受到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期待，中国也正在积极的以华夏民族的智慧回报世界。当代中国和理念正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特殊的社会现状和国际形势，思考如何应对严重制约中国现在和未来发展挑战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在和理念的指导下，这些挑战一定能够得到有效的应对和化解。
（二）中国应对国际态势需要和理念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求和平谋发展和平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但是和平与发展仍面临着诸多的难题与挑战。第一，世界局部不稳定，影响世界和平的不稳定因素增多。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但美国“一枝独秀”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广大发展中国家进步较快，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际交往日渐频繁，但世界性的恐怖活动继续在全球蔓延；整个世界日趋稳定，但局部冲突却愈演愈烈。第二，发展、合作依然存在不平衡、不公平。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越来越频繁。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仍然没有改变，仍然要忍受发达国家的压迫和剥削。尤其是各国之间科学技术水平的差异，进一步拉大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造成少数发达国家仍然消耗着大多数国家的资源。更有甚者，极少数发达国家以保护全球生态为借口试图剥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权利。由此可见，旧的问题远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另一方面，新的问题又呈“井喷”之势。以全球眼光观之，整个世界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同时，也使得各种矛盾日益显现或加剧，形成了全球性问题：贫富差距悬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毒品泛滥危及全球、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民族纠纷和民族冲突加剧、移民(难民)潮席卷全球、腐败现象成为世界通病、能源开始枯竭、种族歧视以新的面孔出现、霸权主义横行……整个世界都面临着种种生态和心态危机，而任何一个国家单凭一己之力都无法解决这些危机。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各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也日益加深。这为当代中国和理念的产生与广泛传播提供了现实的土壤，也为世界各国接受当代中国和理念提供了现实的动力。从实践层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当代中国和理念是解决各种冲突和矛盾的必然选择，也完全有能力解决各种冲突和矛盾。比如在处理文化冲突方面，和理念认为文化是一种动态的意识形态，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在变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是很正常的。面对矛盾与冲突，就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整合。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需要我们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群体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需要我们承认和接受自古以来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和相互影响，批判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比如在处理全球问题方面，和理念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绝非一日之功，解决这些问题也绝非一己之力；必须靠世界上所有国家平等磋商、联合行动，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全人类必须牢记“木桶原理”，合整个人类的智慧于一体，协调一致、共同努力；人们必须放弃“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狭隘心理，积极追求“帕累托”最优；只有这样也必须这样去做，人类一定能够摘走“达摩雷斯之剑”，获得真正的解放和彻底的自由。
（三）当代中国和理念产生的动因
当代中国和理念是对本国及其他国家发展理念的扬弃和升华。就中国政府来说，当代中国和理念首先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理念反思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武器，在劳苦大众的帮助下获得执政权，又以阶级斗争为武器，战胜了国内外敌对者巩固了政权。“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共产党已敏锐地感觉到国力的弱小和经济的落后，于是决定加速发展，赶美超英。但因为过于强调人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大饥荒、大衰退。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竟全面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斗争哲学”推向极端造成“天下大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理念不仅使中国丧失了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还差点使整个社会频临崩溃。历史证明，“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建国之道与治国之道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秦王朝以法家思想打天下，获得成功；但以法家思想治天下，则速亡。中国共产党人以“斗争哲学”为指导建立了独立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继续以“斗争哲学”为指导建设新中国，却招来颇多难题。实践证明，“阶级斗争”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再进行只会丧失机遇，误国误民。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果断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改为和理念，在国内和国际上分别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和“和平与合作主义”的思维方式。
在和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从国际上看，不管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发展理念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问题。就拿某些西方国家来说，它们崇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由竞争”理念，特别重视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但也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如社会的发展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出现畸形发展的现象，不论是英、法，还是美国、加拿大都是如此；贫富不均和严重的两极分化，引发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日益增长，人成为了物的“奴隶”，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背离。从一些拉美国家来说，它们以新自由主义为灵魂，坚信自由市场制度和最小化政府角色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结果导致了“拉美病”，具体表现有：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只重视经济的增长而忽视分配，最终导致贫困化和两极分化；城市与农村发展失衡，失地农民和城市贫民常常抗议，治安恶化；教育事业发展相对落后，民族企业竞争力薄弱。为解决上述问题，不论是西方发达的国家还是拉美发展中的国家，都采取了多种积极措施，使得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它们所遇到的问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它们采取的一些有效措施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当代中国和理念正是对它们发展经验教训的概括和科学总结。
当代中国和理念是中国政府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国际形势做出的科学决策，是本国及其他国家发展理念的扬弃和升华，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和”作为一种文化已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之中，但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其成长却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届领导人均对“和”思想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们不断探索，终于使和理念从模糊变为明朗，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从历史走到了现实。
二、当代中国和理念产生的历程
（一）当代中国和理念的孕育期
在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年代，毛泽东强调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的斗争哲学涵盖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强者的生存意识。但毛泽东在讲斗争哲学时，对于和谐、团结、平衡的重要性并没有忽视，斗争与和谐是相容、统一的。他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并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3]也就是说在实践活动中，想要达到最佳的效果，就必须讲求斗争的方式和方法。斗争是绝对的，但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斗争都是第一位的，矛盾有时以斗争性为主，有时以同一性为主。
抗战时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坚持“斗”中有“和”，“和”中有“斗”，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他指出：“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4]“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追求和谐，是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观。”[5]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从民族大局出发进行国共和谈，他指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6]但国民党还是违背人民的意愿发动了内战。新中国成立后，在内政外交领域，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和”的思想。内政上紧紧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阐述的十大关系中处处体现着“和”思想。此外，毛泽东还把和理念用在了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上，争取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在外交上，他充分肯定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然而，由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和当时异常激烈的国际国内环境，当代中国和理念虽然在中国政治实践中已初露端倪，但并没有被视为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当代中国和理念的成长期
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没有明确提出过“和”思想，但他领导制定的一些内政外交方针却凸显着“和”的理念，闪耀着“和”的智慧。“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邓小平果断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邓小平根据当时中国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具有深远的现实和战略意义的时代观——“和平与发展”。这个观点一方面科学的判断了整个国际形势，凝聚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它初步打造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自觉的影响力，开始了中国理性和东方智慧大放异彩的新时代。这个时代观不仅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更彰显了“和”的精神。不久，他又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国际形势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一方针显示了中国政府捍卫主权完整的坚定原则和促进统一灵活而科学的具体措施。后来，中国政府以此为指针同英国、葡萄牙相继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虽然台湾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但这一方针已得到台湾有识之士的充分肯定。至此，“和”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已被纳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之中，一种新的政治思维跃然纸上，一种新的治国方略初具雏形。
（三）当代中国和理念的成熟期
江泽民作为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位明确详细论述“和”思想的重要领导人，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和”思想。2001年7月，江泽民指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7]明确提出了促进人与自然协调与和谐的观点。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和谐”思想。第一，和谐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又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第二，社会和谐是社会关系的全面和谐，即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关系的和谐。第三，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他强调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8]第四，要积极推动国际和谐。他提倡“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共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9]；“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10]
2003年7月，江泽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和”思想。他说：“我们提倡‘和’，也就是说，各国应当在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互相促进，文化上互相借鉴。这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11]江泽民主政时期，反映冲突的字眼少了，而“和平”、“共同愿望”、“共同利益”、“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协商”、“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团结”、“交流”、“合作”、“友好”等词语多了。这并不是说冲突已经逐步解决，但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和”的高度重视和热切期盼。
（四）当代中国和理念的进一步发展期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倡并不断的丰富发展和谐思想，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积极拥护和坚定支持。科学发展观、和平发展道路理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构想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和理念的进一步发展。2003年10月，胡锦涛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同年12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和平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和平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当然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12]2005年2月，胡锦涛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3]首次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标志着胡锦涛和谐思想的成熟。同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并论述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后来，他又多次在多个场合阐述和丰富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和”的思想。由此可见，“和”已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伦理原则和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更是一个全方位的治国方略。至此，“和”已成为中国政治实践中的一个理念，一种治国方略。
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追求的崇高理想，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融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1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加强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提出许多新的要求、作出许多新的部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2012年11月8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和谐社会进一步具体化，使建设中国和谐社会涉及到方方面面。
由此可见，和理念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由孕育到生成再到成熟经历了一个从试验性、分散性、现实驱动性到主动性、系统性、创新性的过程，即从感性认知到理性选择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参考文献：
[1]王伟凯.构建和谐社会的若干哲学问题研究[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11-30，第1版.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页.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31页.
[5]同瑞.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与中华文明[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7]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页.
[8][9][10][11]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2页、第473页、第474页、第524页.
[12]李琪.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国共产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13]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2-20：第1版.
[1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