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研究的“盲区”——关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城镇化问题

 刘学敏 

      城镇化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更是又一次掀起了城镇化研究的热潮。然而，在对城镇化研究中，人们的视野往往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更关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更关注各省省会及大城市周边的区域，研究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的规律，似乎这便是中国城镇化的全部。当然，这些区域聚居着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创造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其发展和城镇化对于整个中国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对于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的研究却严重缺失，一直是一个“盲区”。我们不能否认城镇化的一般规律，但对于特殊区域的发展和城镇化之路仍然要考虑到其特殊性。中国地域面积如此之大，以至于对于整体适用的、正确的结论对于具体的区域未必适用，未必正确。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犯这种简单的逻辑上的错误。
      其实，在对城镇化的研究中，从空间上看，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这就是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出现了研究上的“盲区”。
      我国有漫长的边境线，陆地边境线东起辽宁省丹东市的鸭绿江口，西迤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的北部湾畔，总长度超过2.2万公里。沿着这条漫长的边境线，我国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十几个国家（地区）接壤。在广大边境地区，除了个别沿边城市（如丹东、瑞丽等）和散落着一些城镇外，绝大部分地区属于农村地区。更重要的是，这些边境地区往往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边境地区生活着许多世居少数民族，如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哈尼族、佤族、傣族、普米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边境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高度重合，使这里的发展和城镇化问题变得异常复杂。
      首先是自然条件都非常差。中国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从东北到西南，横穿长白山、大兴安岭、蒙古高原、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和云贵高原等十几座高大山脉和高原，有草原、森林和荒漠，有很多地区自然条件非常恶劣，自然灾害频发，人烟稀少，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适宜人类居住。一些地区，虽然也居住着少量的农牧民，但在大雪封山或者一场地质灾害后就会完全阻断与外界的联系。由于自然条件差，许多地方甚至找不到适宜集中聚居的大一点的平地或坝子，一些县城譬如云南省德钦县的老县城建在地质极不稳定的地震带上，位于横断山脉的纵谷区，地质构造复杂，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极易发生。2013年8月滇西北地震致德钦县三万余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0亿元。又如云南省的福贡县城随着城镇居民增加，居民在怒江悬崖边挖去山脚建房，稳定性越来越差。
      其次，经济大都特别落后。由于自然条件差，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制约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譬如，在笔者多次调研的位于横断山区的滇、川、藏交界地区的“三江并流”（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另还包括独龙江）地区，很多地方至今不通路、不通电，交通工具靠牲畜，信息传递靠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还处于贫困状态，还无缘接触和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又如，西藏自治区的墨脱县到2013年才通了公路。由于经济不发达，人民收入水平很低，有些地方的农民人均纯收入2013年还不到3000元，仅为国家平均数8896元的1/3水平。这些地方“清一色”都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亦称“国家级贫困县”）。由于经济不发达，积累少，消费乏力，使这些地方缺乏发展后劲，陷于恶性循环之中。
      最后，在这些地区不适合生态移民的方式。本来，可以仿照一些地区如宁夏的红寺堡移民区那样，通过移民的方式，使生活条件差的西海固地区的农牧民到生存条件更好的地区，通过城镇化，使他们享受现代城市文明。但是，生活在边境的这些农牧民还有守土戍边的职责，只要他们生活居住在这里，就是向对方宣示着国家的主权。譬如，在西藏自治区的林芝地区，南与缅甸、印度两国接壤，边境线长约1000公里。在林芝11.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还有4.1万平方公里被印度实际控制，超过35%。林芝20.7万人口中居住在广大农村的还有约14万农牧民，他们中的主体部分就是边民，就在事实上守土戍边。另外，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习性，移民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文化的独特性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也会造成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丧失。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是不适合的，必须探索这里独特的发展道路，或者，研究如何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来增加边民的收入，使他们也能从贫困中走出来，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
      首先，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尽管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但仍然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与内地不同的是，这里不能仅仅依照经济上的成本收益相比较的原则，必须考虑长期的富民稳边任务，“边境稳则国家稳”。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考虑按照军民两用的原则，即平时民用，战时军用。道路、通讯、水电、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既可以直接提高边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大大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而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边境紧张时则可以大大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
      其次，加大对于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扶持的力度。处于边境的许多少数民族跨越边境两边，他们同族同源，许多家庭在边境对面存在亲缘关系，两边的联姻也屡见不鲜。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在边境地区就会产生广泛的示范效应。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更多的发展机会，使以前在极端困难时期离开祖国的那些少数民族边民又重新回来发展。其实，只要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好，人民生活水平高，与国境对面形成“落差”，边境就越安宁稳定。
      最后，国家应组建“国土守护员”队伍。边境地区的农牧民，由于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他们的作用有时比边防军的作用还要大。他们是不穿军装的护边员。事实上，“一个边民，就是一个流动的哨兵；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固定的哨所”，“一个居民点就是一个战斗堡垒”。边民们祖祖辈辈都在用青春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边疆和辖区，他们不畏艰险、寸土必争、忠于职守，为确保国防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祖国的“千里眼”、“顺风耳”。但是，一直以来，那里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薄弱，但边民们却甘守清贫、寂寞，不计较个人得失，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为祖国付出。现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力量已经非常强大，可以考虑把这些边民组成“国土守护员”，使他们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享受到国民生活的平均水平甚至超过平均的生活水平。而且，以目前国家的财力来看，完全可以支持这个数量并不大的“国土守护员”队伍。
      总的来说，当我们研究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时，不应该忽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这样一个广大的区域。否则，就会犯不可原谅的错误。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