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藩 邓建伟  生命历程理论视野中的移民问题

董 藩 邓建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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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三峡库区移民时，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从环境容量、移民安置、社会稳定的角度去进行分析，这些的确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我们远不能说对该问题已饱览无余，研究得很透彻了。如果我们换一个新的角度，从一个新的侧面对三峡库区移民加以审视，它将会呈现出若干新的现象，使我们对解决库区移民问题有一些新的认识。本文试图从生命历程(life course)角度，结合1999年上半年在三峡库区调查所得的数据和资料，来探索和剖析三峡库区的移民社会，进而寻找解决移民问题的办法。

　　一、生命历程理论基本概要

　　生命历程理论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理论。20世纪初伴随着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带来了移民、青少年越轨、犯罪、家庭婚姻等诸多问题，对此，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深入实践、广泛调研、著书立说，揭开了生命历程理论研究的序幕。20世纪60年代后该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原理大致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原理；二是个人能动性原理；三是“相互联系的生活”原理；四是“生活的时间性”原理。

　　生命历程理论关注整个生命历程中年龄的社会意义，研究社会模式的代际转换，研究宏观事件和结构特征对个人生活史的影响，尤其关注年龄效应、同龄群体效应、历史环境和年龄级变迁的效应。

　　二、移民事件的历史效应

　　移民事件是影响移民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人的生命历程的转折点。在三峡库区，移民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到了方方面面，它不仅塑造了三峡库区的历史，而且目前也是当地的工作重心，库区的未来发展已完全系于移民问题的解决。

　　三峡库区历史上属于巴蜀之地，曾经产生过繁荣的巴蜀文化，即使现在其旖旎的自然风光、悠久的人文景观也令人陶醉。但自从开始谈论修建大坝以来，当地的前进步伐慢慢沉重起来了，三峡库区在修与不修的争论中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遇，凸显出移民社会的迟延效应。

　　在库区，人们将移民事件的历史效应形象地概括为“不上不下，不三不四”八个字。在历史上三峡大坝是否上马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无法定夺，这就是“不上不下”的含义。“不三不四”是指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三峡库区是由四川省管辖还是新成立一个三峡省来管辖它，对此谣言四起，涣散了民心，直到重庆市成立人们才吃了定心丸。“不上不下、不三不四”的状态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延误了库区人民许多发展机会，拉大了库区与全国的差距。历史早已将“移民社会”的标签贴到了库区人民的脸上，产生了巨大的历史迟延效应。

　　1992年，库区19个县(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5%，人均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3%。黔江、万县人均工农业产值甚至比四川省人均水平低1000元左右。万县地区10个县（市）中就有８个贫困县，到1999年底才全部越过温饱线。

　　移民社会不仅影响着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它也象一把刻刀，在雕塑着库区人民的生活轨迹。请看个案：

　　个案１——90年代初，万县沿江群众种柑桔挣了点钱，纷纷要求修房,有关部门将他们请到移民局加以劝说，他们一听就冒火：“大坝到底什么时候上？还上不上？你能说个准吗？我儿子结婚要修房，可不能再等了！”

　　个案２——丰都县民政局某干部：三峡工程若从孙中山算起，由来已久了。我们都称它为80年梦想，60年计划，50年论证，40年争论。在漫长的争论中，它让无数青年变成了白发人。丰都县也因此长期无法获得国家对它的投资，30多年来，全县人均固定资产只有86元，中央、省、地区没有一个重点建设项目放在丰都。近４万人口拥挤在0.9平方公里的名山镇，欲建不行，欲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长江两岸大片黄金地带不能利用。

　　由此可见，“移民社会”的标签，深刻影响到库区居民教育、就业、结婚、生育、家庭建设等各方面，延缓了库区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几代移民的生命历程。

　　三、移民事件对库区移民生命历程的主要影响

　　如果说从前移民事件对于库区居民的影响是半遮半掩、潜移默化的话，那么，19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修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后，移民对库区人民的现实影响便凸现出来。一句话，移民事件嵌入了库区居民的生命历程中。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移民事件对于库区居民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移民事件影响下的移民人生

　　库区居民的个体生命必定根植于其所经历的历史时间和三峡这一地域范围之中，为这一历史时空所形塑。解放后，库区在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可以归并为不同的出生组，移民事件必定会给予不同出生组的人以不同的限制与机遇。换句话说移民对于库区人民的生命历程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库区出生组效应呈现出来的。请看个案：

　　个案３——奉节万胜乡某村刘某一家三代同堂居住在长江沿岸，刘某的母亲已近70岁，刘某50岁左右，一个儿子23岁。他家属于外迁移民，1998年迁至湖北省某国营农场。搬迁时家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母亲坚决不走，理由是人老骨枯，搬不动了，何况自己喝惯了长江的水，听惯了长江的号子。刘某执意搬家，老母亲最终只得顺从。刘某自己认为，一则长江水要来，必须搬家；二则湖北该农场土地肥沃，生存条件较好，又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三则可为子女创造更好的前途。搬家时最积极的是他儿子。本来他在外面打工已4年，很少与女孩交往，但听说要搬家，而且移民安置费与家庭人口挂钩，他很快谈了恋爱，娶了媳妇。家里多了一口人，就可多领一份政府发放的移民补贴。

　　笔者在库区调查时发现的类似刘家的出生组效应比比皆是。一些家庭搬走了，但该家年迈的父母却执意不搬，宁愿继续居住在长江边更高的山坡上，忍受着恶劣的自然条件。听到移民的消息后，移民区人口增长速度极快，年轻人加快了娶妻生子的步伐，女婿“倒插门”的现象也很多；中年人更多地考虑子女的教育和发展问题，再加上水进人退，因而一般也愿意搬迁。

　　库区出生组效应对移民工作的实施具有提示作用：一要抓住中年人对移民问题比较现实、基本能接受的态度以及倾向于考虑子女前途的心理，作好动员工作；二要抓住青年人思变的倾向和向往新生活的心理，作好宣传工作，通过他们的情绪影响中年人的决策；三要以已经搬迁的非常成功的原库区居民为典型作好宣传工作，必要时请他们返回库区协助动员乡邻，以感染那些较顽固的中老年人。

　　（二）移民过程中移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在移民事件的影响下，移民经常将计就计地就移民事件作出计划与选择，这些计划和选择构成其生命历程演进中的建筑材料。当然这种选择既要受到移民的特殊情境和他们对该移民情境理解的影响，也受制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气质。在移民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中，移民个体的差异、生活历史与变化着的环境相互作用，产生了行为的结果和它们相互关联的张力。调查发现，有些移民具有长远的眼光，或具备在外务工的经历，他们在移民过程中就表现出了很强的社会适应性。

　　个案４——云阳县高阳镇小江村邵村长一家6口人，原靠打渔为业，后来又开工厂。他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广州打工，小女儿在读中专。全家年收入约４万元，生活很富足。为了搬迁好家庭，他去年与镇、县干部专门到新疆阿克苏考察，了解了新居地的情况，并决定今年８月搬迁。他说，水涨人退，搬迁势在必行；阿克苏耕地多，国家给的移民款用于家庭安顿也足够；子女在外务工不受搬迁的影响，所以搬迁后家庭收入也不会减少。在他带领下，有过在外打工经历的村民都踊跃报名，要求随迁阿克苏。有的虽然还在犹豫，但也在积极筹划搬迁事宜。

　　此案表明，邵村长及其家人的打工经历，加速了移民现代化人格的培养。只要经济上有发展，生活上有保障，即使迁往新疆阿克苏也无妨。当然移民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有不利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移民的搬迁制造阻力上。例如在移民优惠政策的影响下，许多家庭为增加人口，千方百计地为子女筹办婚事，或者不顾生育政策，提前生育甚至超生，从而使移民区人口增长较快，移民经费开支随之增加。

　　移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还表现在移民的自组织程度明显增强，并借此争势争利上。

　　个案５——云阳县高阳镇移民工作出现的特殊困难就与农民的自组织化程度相当高有关系。所谓自组织化，是指农民抛开村、镇等正式的农村基层组织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倾向。在此过程中，他们往往采取越级集体上访或其它更激烈的集体行动对基层政府施加压力，以满足其需要。在该镇的小江电站，移民上访、闹事长达10余年。由于政府基本上着眼于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他们自以为找到了解决实际困难的办法，得出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结论。同时，高阳农民也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经过10余年无数次的演练，他们形成了一种信息灵敏、反应迅速、组织严密的集体行动机制，这增大了移民的难度。

　　类似高阳镇自组织的情况在库区的各个县都能见到。移民们无视基层政府，动不动就到乡（镇）、县政府去闹事，去省府上访。上访途中借口自己是移民，吃饭、乘车、住宿均不付钱，扰乱了社会秩序，增加了解决移民问题的难度。

　　库区移民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启发我们必须因势利导，以作好移民工作：一要充分发挥移民中具有长远眼光的人和具有较高威望的人的作用，引导更多的人服从国家统一规划；二在移民工作中农村基层组织必须找好结合点，既遵守和执行国家的移民政策，又能代表移民的利益，取得移民的信任；三要有意识引导具备在外务工经历、思想较解放的年轻人去冲击农民的自组织倾向；四要将移民工作做得细致、周到，以减少移民自组织的负效应，发挥其正效应；五要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

　　（三）关系网络与移民安置

　　人总是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用生命历程理论来说就是具有“生活的相互关联性”。这就告诉我们，生命存在于相互依赖之中，人的社会和历史影响是经由这一共享的关系网络而表现出来的。居民一般通过亲属、朋友和其它社会关系来分享生活中的乐趣，分担生活中的苦恼，相互支持，减少风险。而迁移意味着切断了他们长期以来甚至是祖祖辈辈所建立的关系网络。他们迁到陌生的地方后，挈妇将雏，举目无亲，原来的关系网络不复存在，新的关系网络又未建立起来，遇到困难常束手无策，所以移民多有恐惧远迁心理。即使迫不得已外迁，移民都强烈要求一系列落到实处的制度性保护。

　　所以要做好外迁移民的工作，我们建议政府在以下方面下功夫：（1）制定周密的外迁政策，尤其是要做好跨地区外迁的部门协调工作，并向外迁移民解释清楚。不仅要有从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过程，而且还要有从下而上的信息反馈过程和政策修订过程。只有制定了严格的外迁政策，并且让移民心中有数之后，移民才敢于挣脱旧有关系网的保护而外迁。（2）投亲靠友方式外迁的移民应采取“插花式”的移民安置方法。移民去投亲靠友意味着进入了某一关系网络，易于被迁入地的人际关系所接纳，因而更易于适应新的环境。当然这一安置方式也要求政府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作配套，诸如移民后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子女入学如何办、盖房用的宅基地如何解决、政府的后续扶持政策如何落实等。（3）远距离外迁尽量采用“集中安置”方式。部分村、组已表现出强烈的整体迁移愿望，“要搬大家一起搬！”当然根据我们的调查对远距离外迁，政府还要处理好四大问题：一是要考虑迁入地的人地关系，例如资源的可利用量、移民环境容量等；二是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文化背景差异，例如风俗习惯、教育水平、语言交流等；三是移民本身的意愿；四是对移民的补偿程度。

　　四、移民的融入性问题

　　生命历程理论的代际转换原理认为，“每一代人都系于其前辈人的生命历程中重大的历史和事件”。从该角度看，生命历程理论不仅关注移民本身的社会融入性，而且还特别关注移民子女的社会融入性。融入性就是指移民在迁入地的进入、定居和适应的过程。国际上对移民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宏观层次，它认为移民现象主要是因经济因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而导致，迁移是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回应，因而移民又被看作是对较大范围内人口失衡的矫正，在此过程中国家政策应发挥积极作用；第二个层次是微观层次，它认为移民在迁入后一般表现为马赛克般的群体分割、文化多元主义和远离主体社会三种生存状态。国际移民理论认为，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在迁入地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这种现象又常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由于文化的过分差异，移民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从而形成了下层阶层，或出现了“贫民窟”现象。二是移民将其原有的文化带入后在迁入地形成了真正的多元文化社会。

　　三峡移民作为影响库区人民生命历程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会对库区现有的160万移民本身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影响，而且它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子孙，保守估计也要影响到移民的下三代。三峡库区移民过程中我们现有政策对移民融入性问题的处理基本上可概括为让移民“搬得走，安得稳，逐步能致富”。这是对移民融入性问题符合国情的处理思路，总体上是正确的。然而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库区的一些县依照就地后靠方式建立了许多新的移民点，几十户甚至100多户聚居在一起。但这些新建的移民点一般位置较偏，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而且这种户户相连的城市公寓式住宅很不符合农民单家独户、自成体系的居住习惯，也不利于农民在住房周围建造菜园、果园、鸡圈、猪圈和渔塘。为更加详细地了解这一点，请看下面的个案：

　　个案6——奉节县万胜镇政府所在地是一座新建的移民小镇，地势达海拔350米左右，沿街约有500－700个门面，房屋都统一按三层修建，一户挨一户，下层均使用卷闸门。该镇杨镇长说，这些移民原来大多住在海拔175米以下的河坝地区，由于“就地后靠”，才搬到该镇。现在每户基本上保证了１个门面、0.3亩耕地的安置标准，这0.3亩耕地是镇政府在大山上以梯田形式花了血本一层层开采出来的，平均每亩造价达7000元左右。土地坡度多在25度以上，比较贫瘠，要达到被淹土地的肥力至少要５年的时间。梯田位于山坡上，既无水灌溉，又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移民搬到新居民点后，既不能养猪、养鸡、种果树，商业活动也不兴旺。而且移民们为了盖新房，一般每户都欠下了5000—10000元的家庭债务。

　　上述案例表明，对部分移民虽然“搬得走”，但在“安得稳，逐步能致富”上尚需努力。理论和实践都在提示政府，关注移民的融入性问题在设计移民方式和政策时是必需的：一对原来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来说，按照城镇化的思路实施搬迁是有难度的。只有那些村镇经济已基本摆脱了传统农业的束缚，二、三产业获得了较高程度发展的村镇才可考虑迁移与城镇化结合起来，移民才有可能融入城镇化社会；二对集体搬迁的村镇来说，在迁入地的选择上尽可能靠近城市，使移民能受到城市文明的辐射和感染，扬弃传统的村落文化，加速现代化进程。同时就业渠道的多元化特别是城市打工机会的增加对促进移民尽快融入当地社会也很有促进作用；三对就地后靠这种集体迁移方式来说，新建移民点在考虑统一规划、提高建筑密度的同时，必须考虑到移民原村落文化和居住风俗习惯的承接问题，否则原来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无所依附，就会影响“安得稳，逐步能致富”这一目标的实现。对有些移民来说，给他留出一定的搞副业的空间是必须的，印度等国移民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吸收。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