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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特征与老年人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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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特征与老年人社会支持
贺寨平
摘要:本研究考察了网络成员的个人特质和社会角色与提供支持的关系。具体情况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经常提供一些重大的支持,而地位较低者则提供一些小的支持。男性提供的支持的种类要多于女性。男性是大部分实际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提供者,而女性提供的支持主要是与女性的特点相关的一些支持。年龄较大的人提供的是情感支持和社交支持,而年轻人更多地提供实际支持。已婚者提供的是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而单身者则提供交往支持。关系强度“强”的网络成员几乎提供所有的各种支持,而关系强度“弱”的网络成员几乎不提供支持。面对面交往频度高的网络成员提供的是借物或做家务一类的支持,面对面交往少的网络成员提供的是重大的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较之于联系少者,电话联系频繁的网络成员提供的支持比较重要。
关键词:社会支持 社会网络 个人特征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向前迈进,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老年人的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在全民中所占比例日益提高。据有关调查,到1999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达1.26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0%,中国人口已经是老年型人口。而70年代我国为控制人口增长而采取的独生子女政策,到2030年将造成比世界各国显现的老龄化更严重的问题,老龄化将是长期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何使这些老年人老有所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因而老年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学术界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社会支持网指个人藉以获得各种资源的社会网络。社会学及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的研究证明,社会支持网对于个人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良好的社会支持网被认为有益于减缓生活压力,有益于身心健康和个人幸福。社会支持网的缺乏,则会导致个人的身心疾病,使个人日常生活的维持出现困难。同时在社会层面上,社会支持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有助于减缓人们对社会的不满,缓冲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研究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研究其构成、特点及作用等就具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农村养老保障是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是国家、单位、社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综合性的社会支持问题,没有社会这一方的配合,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也很难有效地开展。特别在广大的农村,目前还没有来自国家的正式的社会保障,个人的生活特别是老年人的生活就要依赖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了解老年人社会支持的情况,可以使对于老年人社会扶助更具有针对性,对于建立合理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然而近年来中国有关老年社会支持网的实证研究却非常薄弱 ,这种情况是与现实的需要很不相称的。因此迫切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本研究属于本人主持的老年社会支持网研究的一部分,主要探讨何种人提供何种支持的问题,具体探讨网络成员的个人特征、关系强度、交往频度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一、调查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资料来自山西师范大学组织的“老年社会支持网调查”,研究总体为山西省60岁及以上的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采取多级抽样的方法,共得到有效问卷638份 。
资料收集者是山西师大政法系的部分师生(共31人),调查的时间是2000.8.1.-2000.9.1. 在正式调查前笔者还进行了试验性调查,以检验问卷的有效性,并且对所有调查员进行了培训,对调查的目的、调查的方法及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讲解。由于农村中许多老年人不识字,调查采取按照问卷一一访谈的方式,同时对一部分个案进行了深度访谈,收集有关的定性资料。所有调查者均是自愿参加,绝大多数调查者态度都很认真,调查对象的大多数也能积极配合,所以调查结果可信度较高。
二、理论基础及操作化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网的测量主要依据范德普尔的问卷。范德普尔的问卷分类合理、内容全面,是国内外用得比较多的一封问卷,在设计时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的增删、调整,这样此量表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情感支持
(1)当您在生活中遇到一件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您作出决定,您找谁商量?
(2)当您与配偶或子女发生严重矛盾,而又无法与其讨论解决,您会找谁谈这些问题?
(3)当您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您会找谁来谈呢?
实际支持
(4)当您家中有些活需要别人帮忙,如搬家具、大袋粮食和重物、或帮助扶扶梯子等,
您会请谁来帮助您?
(5)当您得了病需卧床休息时,谁来照顾您?
(6)当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向谁借?
(7)当您年老体弱,不能劳动或工作,赚不到钱时,谁养活 您?
(8)当您需要借白糖或食盐之类的日常用品或者需要借个农具,您会找谁借?
(9)当您在看信或写信时遇到了问题,您会找谁来帮助您?
社会交往
(10)您和谁一起外出,如赶集(会)、逛商店、看戏、看电影、下饭馆、散步等?
(11)您和谁至少每个月交往一次,如互相串串门、一起聊聊天、喝茶、饮酒、打牌、
下棋或打麻将等等?

个人特征与社会支持
个人特征是指网络成员拥有的个人特征,而不是指调查对象的个人特征。个人拥有的资源,如金钱、体力、同情和经验等越多,提供支持的可能性越大,而那些资源短缺的人经常由这些人获得支持。
根据林南的研究,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会有更多的人要求他们提供工具性支持和陪伴(companionship)的支持 。霍曼斯也认为,“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与他互动的人的数量就越多。” 康姆贝尔等人指出:“能与多种多样的人来往是不够的,假如没有人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的话,这些人对于达到工具性目的是无用的” 。
因此,我们假定,社会地位较高的网络成员,提供的社会支持的种类较多。而且因其拥有资源的不同,提供的支持也会不同 ,同时,社会地位较高者提供的是重要的支持,而社会地位较低者提供的是较次要的支持。
变量操作化的方法是:
个人特征包括以下几项:①年龄;②性别:男性为1,女性为0;③婚姻状况:未婚、离异、丧偶为0,已婚为1;④教育程度:及受教育年限;⑤职业:无业和非农业者为1,务农者为0;⑥收入:去年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的等级,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下等取1,中等取0;⑦政治面目:党员为1,非党员为0。
社会支持主要测量:①是否提供支持。就十一项支持的每一项测量网络成员是否提供此项支持,提供为1,不提供为0;②提供支持的种类数,称作支持的宽泛度。

关系强度与社会支持
关系强度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特提出以下假设:①网络成员与老年人的关系强度越强,其提供的支持类型越多(即,支持宽泛度越高);②网络成员与老年人的关系强度越强,越可能提供情感支持,而弱关系则更可能提供实际支持。
关系强度的测量,以关系亲密程度为指标:很不密切为1,不密切为2,一般为3,密切为4,很密切为5。并将密切、很密切的网络成员看作强关系。

交往频度与社会支持
根据韦尔曼等人的研究,交往频度与社会支持的理论假设有:①直接接近程度与提供支持的宽泛度没有关系;②直接接近程度越高,提供重大实际支持的可能性越小,提供小宗实际支持的可能性越大;③直接接近程度越高,提供情感支持的可能性越小。④间接交往频度越大,提供的支持的种类越多;⑤间接交往频度越高,越可能提供重要的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
除了依据国外的相关成果外,这样提出假设的现实原因是,中国农村居民的网络以亲属为主,给老年人提供重要支持主要是亲属,而亲属更多的是一种先赋关系,与交往多少关系不大。而如果两个人直接交往很多,也许只是象邻居这样的关系,一般也只提供一些小的支持。而由于农村电话通讯并不方便,而且对大多数农民来说经常通电话经济负担太重,所以
间接交往如果保持着,就说明两者的关系较强,往往是儿女一类的关系,因而愿意提供支持,但由于相距较远,也只能是有重要事情的时候,让其提供支持。
与交往频度有关的指标有交往次数、空间接近和电话联系次数。经因子分析后发现,交往次数(-0.818)与空间接近程度(0.822)的因子负荷接近,将两个指标标准化后相加,成为一个直接接近指标。电话交往频度的因子负荷(0.515)较低,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
研究结果
网络成员的个人特征与社会支持  
表1显示了社会特征各变量与提供的支持之间的关系,大部分具有微弱但显著的关系。

表1 个人特征、关系强度、交往与社会支持的逻辑斯谛克回归
                                  (n=4696)
 非标准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做重要决定1  
性别            .4910*** .1135
婚姻状况          1.6272*** .2357
教育程度     .0321* .0173
非农业劳动者     .4457** .1375
关系强度     .6331*** .0494
直接接近程度     -.4237*** .0445
家庭矛盾2  
性别            .2788* .1428
年龄          .0471*** .0050
关系强度     .1247* .0525
直接接近程度     -.1177* .0560
心情抑郁3  
性别            -.8460*** .1147
年龄          .0294*** .0039
政治面目   .5891** .1905
关系强度     .3466*** .0472
直接接近程度    -.1890*** .0476
电话交往      .0172* .0085
家务4  
性别            3.007*** .1908
年龄          -.0722*** .0055
婚姻状况          .4910* .2259
无业     -1.7475*** .3483
低收入      -.4043* .1817
关系强度     .2113*** .0570
直接接近程度     .3131*** .0748
照顾病人5  
性别            -1.9433*** .1150
年龄          -.0339*** .0044
婚姻状况          1.3365*** .2072
政治面目   -.5511* .2673
无业     -.8029** .2601
低收入      .4045** .1369
关系强度     .3941*** .0475
直接接近程度     -.1336** .0477
借钱6  
性别            .7331*** .1339
婚姻状况          .8998*** .2490
教育程度     .0635** .0196
无业     -.7758* .3572
高收入      .4538** .1585
关系强度     .2453*** .0473
直接接近程度    -.3377*** .0447
电话交往      .0253* .0124
养老7  
性别            .8709*** .1166
年龄          -.0559*** .0048
婚姻状况          1.3026*** .2211
教育程度     .0396* .0178
无业     -.8342** .2879
非农业劳动者     .3293* .1354
关系强度     .5230*** .0476
直接接近程度     -.4320*** .0469
借物8  
性别            .7455*** .1358
无业     -1.6525*** .4084
关系强度     -.3754*** .0679
直接接近程度    .9633*** .1362
看信9  
性别            .4269** .1509
年龄          -.0282*** .0053
婚姻状况          -.6751** .2045
教育程度     .2467*** .0239
非农业劳动者     .3731* .1672
直接接近程度     .5053*** .0948
 外出10  
年龄          .0293*** .0041
婚姻状况          -.6077*** .1696
教育程度     -.1490*** .0196
无业     .9907*** .2164
关系强度     .1654** .0570
访问11  
性别            -.4840*** .1315
年龄          .0743*** .0051
婚姻状况          -.4030* .1834
非农业劳动者     -.8209*** .1907
关系强度     -.5250*** .0656
直接接近程度     .6733*** .1101
     注:此表为性别、年龄等个人特征、关系强度及交往频度分别对11类社会支持
(提供某一类支持为1,不提供为0)的logistic回归。为节省篇幅,将11张表合并
省掉了没有显著性的自变量。
1.-2Log Likelihood=2303.101,df=12,Chi-square=337.625。 
2.-2LogLikelihood=1678.416,df=12,Chi-square=138.944。
3.-2LogLikelihood=2210.210,df=12,Chi-square=211.046。
4.-2LogLikelihood=1690.582,df=12,Chi-square=856.178。
5.-2LogLikelihood=2177.530,df=12,Chi-square=606.147。
6.-2LogLikelihood=1915.882,df=12,Chi-square=227.621。
7.-2LogLikelihood=2204.858,df=12,Chi-square=561.631。
8.-2LogLikelihood,=1876.763,df=12,Chi-square=225.066。
9.-2LogLikelihood=1489.935,df=12,Chi-square, 387.216。
10.-2LogLikelihood=1715.243,df=12,Chi-square=347.191,
11.-2LogLikelihood=1781.061,df=12,Chi-square, 613.589。
*p<0.05,**p<0.01,***p<0.001。


          

 

 

表2 个人特征、关系强度、交往频度与社会支持的宽泛度

  非标准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性别            .243*** .080
年龄          0.00459* .049
婚姻状况          .211* .051
教育程度     0.0196* .051
关系强度     .338*** .405
直接接近程度     -.137*** -.157
电话交往      0.0141** .052
常数 -.519* 
R2 0.111 
*p<0.05,**p<0.01,***p<0.001。

表3 关系强度与社会支持种类的条件百分表(n=5584)

 弱关系 强关系 合计
1.00 63.3% 39.1% 44.5%
2.00 24.9% 24.1% 24.3%
3.00 6.0% 15.3% 13.2%
4.00 3.7% 10.7% 9.2%
5.00 1.3% 6.0% 4.9%
6.00 .8% 2.4% 2.1%
7.00-10.00 0.0% 2.3% 1.9%
合计 100.0% 100.0% 100.0%
首先看性别,当老人们需要别人帮忙搬家具、搬重物(见家务栏)时,往往求助于男人,当他们需要借钱、养老、借物(白糖、食盐之类的日常用品)、代看信时,他们也求助于男性。当遇到重要事情,需要与人商量或者家庭发生矛盾时,人们还是求助于男性。而女性提供的社会支持是:当心情不好时,安慰老人们;当老人们有病时,照顾他们。此外较之于男性,女性也是老人们串门、聊天、喝茶、饮酒以及从事打牌、饮酒等娱乐活动的陪伴者(但主要是聊天),另外从表2还可以看出,男性提供的支持的种类也要多于女性,每一个男性平均提供2.33种支持,而每一女性则平均提供2.12中支持 。总体来看,男性几乎包揽了老人们社会支持的所有方面,女性则明显处于次要位置。韦尔曼在对第二次东约克调查的分析中认为,男人处理物品,而妇女处理关系 。托马斯•史怀彻等人在南加利福尼亚的调查则认为,男人提供功能性帮助,而女性则提供情感性帮助 。而山西老年人的情况则与此不同,男性几乎在大部分方面都起一定作用。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对老年人提供实际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只是在情感性支持中,女性提供的是一般性的情感支持,而男性解决的则是具体的情感难题。在实际支持方面,女性提供的是需要细心处理的服务,而男性提供的则是特别需要体力、金钱等资源的支持。这些主要与妇女较之男性在农村的地位较低,掌握资源较少有关,同时也与女性的身心特点有关。
从表1可看出,年龄也与多种支持有显著关系。年龄与做重要决定没有明显关系,但当老年人与配偶或儿女有矛盾时,更愿意找年龄大的人诉说和调解。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时,他们也愿意找年龄较大的人来谈。当老年人外出赶集、逛商店、看戏、看电影、下饭馆、散步时,陪伴他们的也是年龄较大的人。老年人经常交往,一起聊天、喝茶、饮酒、打牌、下棋和打麻将的人同样是年龄较大的人。调查对象何某说:“我打扑克时,只和年龄较大的几个朋友打。年轻人火气大,来几句难听的话受不了”。赡养老年人的一般是年龄较小的人,主要是儿子,而老年人得病以后照顾老年人的也是年龄较小的人,一般是女儿。当家里有些重活,如搬家俱、搬大袋粮食和重物时,他们也是求助于年轻人,一般是儿子。不识字的老人看信时,也求助于年轻人,一般是关系较远的亲戚,如孙子。年龄愈大的人,提供的支持的种类也越多(见表2)。总体上看,当老年人面临感情问题时,更多地求助于较老的人。而在交往方面也是倾向于年龄较大者。但实际支持方面则求助于年轻人。
婚姻状况也与多种支持类型相关。当老年人做重要决定时,倾向于求助于已婚者。赡养老年人主要也依靠已婚者,这实际上由于未婚者一般还无经济实力赡养老人。与此相仿的是,当老年人需借钱时往往也求助于已婚者。当老年人需要搬动家具、重物时,也是由已婚者来提供服务。在照顾病人上,已婚者也是主要的支持提供者。老年人在看信时,求助于单身者,经常是一些学生。老年人外出赶集时,经常也有单身者来陪伴,另外老年人经常拜访,一起娱乐的人也经常是单身者。这是由于这些单身者事少有空,另外那些到了婚龄而没结婚的人往往单独居住,家里宽敞,也无人打扰。一位吕姓老年人说:“我们打扑克就去他(指同村一单身者)家,他反正是单身一个,打一夜都没人管”。婚姻状况也与支持宽泛度有正向关系,已婚者提供的支持种类要比单身者多。总之已婚者主要提供的是感情支持和实际支持,单身者则主要是交往支持。
以上讨论的是人口统计学指标与社会支持类型的关系,下面要讨论的是社会地位指标与社会支持类型的关系。教育程度与做重要决定有正向的关系,即,当人们做重要决定时,更愿意与文化程度高的人商量。这可能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分析、认识问题的能力较强,一般也较见多识广,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较多,因此能提供更为正确的意见。一位姓张的老年人说:“我有事就和他(同村一师范毕业的教师)谈谈,受过教育的人毕竟不一样,说出话来人能听进去,在理”。但教育程度与心情抑郁时的帮助没有显著关系,也与解决家庭矛盾没有显著关系。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能给人们提供借钱的帮助,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由于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往往也收入比较高,因而有钱给人借,但因为收入已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这就说明,即使收入水平相等,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也比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愿意借给老年人钱,这就可能与教育程度不同造成的价值观念的较大的差别有关,如在对待老人的态度上,对待金钱的态度上存在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差别。与此相关的是在养老的问题上,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愿意赡养老人,这点也同样与价值观念的差异有关。此外,很容易理解,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提供看信的支持,但外出时人们更愿意与教育程度更低的人一起出去。教育程度高的人提供的支持的种类也较多。
在收入方面,高收入的人与借钱的支持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给老年人借钱的主要是人们心目中的高收入者。而在照顾病人方面老年人主要依赖于低收入者,实际上在农村照顾病了的老人的主要是女儿,而女性往往没有独立的收入。一位姓王的老人说:“我病了主要靠老大(儿子)出钱,老二(女儿)伺候,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在做家务上,中等收入者提供的支持多于低收入者。此外,收入也与提供养老的支持没有直接联系,这也与农村的实际相符合。养老在农村主要是儿子的事情,这完全是一种角色关系,与收入没有必然联系,儿子不一定正好在支持网络中是相对富有的。
在职业方面,当老年人在做重要决定时,更多地求助于非农业劳动者,在看信时也是求助于非农业劳动者。在养老上,老年人首先求助于非农业劳动者、其次是农民。当老人们需要人干一些家里的重活时,他们主要靠农民。在借钱、借物时,老年人也主要依赖于农民。农民也是照顾得病的老人的主要职业类别,是老人们拜访的主要对象。而无业者起的主要作用是外出时陪伴老年人。总起来看,农民的作用最大,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实际支持,但非农业劳动者在一些重要的支持上起着较大作用,而无业者主要是老年人娱乐时的陪伴。
政治面目与绝大多数社会支持没有显著关系。与心情抑郁的支持有正向关系,即,老年人在心情抑郁时更多地找党员来谈。与照顾病人有负向关系,即照顾病人的更多的是非党员。
从社会支持的角度看,基本情况如下。当老年人在做重要决定时,他们更多地求助于男性、已婚者、教育程度高者、非农业劳动者。当老年人与妻子或儿女发生矛盾时,给他们提供支持的人倾向于是年龄大者、男性。当老年人心情抑郁时,他们往往找女性谈或找年龄大者或者找党员。当老年人在搬重物或家具时,给老年人提供帮助的是男性、年轻者、已婚、农民、中等收入者。而照顾得病的老年人的人倾向于具有如下特点:女性、年轻、已婚、非党员、农民、低收入。当老年人需要一大笔钱时,他们会向男性、已婚者、教育程度高者、农民、收入高者借钱。赡养老人主要依赖于男性、年轻、已婚、教育程度高、有业者(首先是非农业劳动者,其次是农民)。在老年人需要借糖、盐等日常用品时,他们往往求助于男性、务农者。当老年人看信需要人帮忙时,更多地求助于男性、年轻者、单身者、教育程度高者、非农业劳动者。当老年人外出从事赶集、逛商店等活动时,他们更愿意与年龄较大者、单身者、教育程度较低者和无业者一起。当老年人外出串门、聊天时,他们更多的是与女性、年龄大者、单身者、务农者一起 。男性、年龄较大者、已婚者、教育程度高者提供的社会支持的种类更多。

    关系强度与社会支持
从表2可以看出,关系强度与社会支持的类别数有一种较强的正向关系,即,强关系提供的社会支持要比弱关系宽泛得多。从表3可以看出,88.2%的弱关系提供3种以下的支持,而在强关系中,提供3种以下支持的占63.2%,与之相对,弱关系中,提供3种及以上支持的占11.8%,而在强关系中则占到36.8%。
关系强度与做重要决定的支持之间的联系是较强的,而且是正向关系。强关系中24.8%的人提供此项支持,而在弱关系中则由21%的人提供此项支持 ,关系越强,提供此项支持的可能性越大。当老年人心情抑郁时,他们也更多地求助于强关系。在弱关系中,约有16.6%的人向老年人提供此类支持,而在强关系中此比例则达22.3%。当老年人发生家庭矛盾时,他们求助的对象也一般是强关系。。
关系强度与几乎所有的实际支持都有关系。其中与养老的联系程度最高,实际上养老主要靠儿子,所以这点毫不奇怪。当老年人需要搬动家具、重物时,他们也求助于关系强度较强的人。在弱关系中提供此项支持的只占11%,而在强关系中则占到26.2%。当老年人生病时,他们更多地得到的是强关系的照顾。在弱关系中,约有22.8%的人提供这项支持,而在强关系中则有28.7%的人提供这项支持。当老年人需要借一大笔钱时,他们还是求助于强关系。但是对于借糖、盐等日常用品这样的小事,老年人们则更多地向弱关系借。
关系强度跟社交类的支持都有显著的关系。当老年人外出时,他们更多地与强关系作伴。弱关系中只有10.1%的人提供此类支持, 而在强关系中则由18.9%的人提供这种支持。与外出时相反,当老年人从事娱乐活动时,陪伴他们的更多地是相对较弱的关系(-0.5250)。
许多关系较强的网络成员经常互相帮助。一位姓何的老年人说:“我有什么事,只要提出来他(一张姓朋友)都会帮助我,有时我没张口,他自己就会跑来。去年我修房时,我没向他借,他自己拿来两千块钱……我们也经常闲谈,说说心里话”。
总体上看,关系强度跟所有的情感支持都有正向的关系,关系强度与看信没有显著关系,与借物是负向关系,与其余所有的实际支持都是正向关系。在两项社交类的支持中,关系强度与外出是正向关系,而与访问是负向关系。关系强度与之有显著关系的社会支持的种类数是所有自变量中最多的。
交往频度与社会支持
社会交往可简单地分为直接接近和间接的交往。首先看直接接近的程度与提供社会支持的影响。除了外出之外,直接接近频度与所有的支持都有显著的关系。但有的是正向关系,有的是负向关系。就正向关系而言,直接接近程度与借日常用品,其次是访问,看信,然后是搬重物等家务都有显著关系。
能够直接接近使以上的这些支持易于进行,对于借物、访问、看信、搬重物这样的支持来说,通常也不一定与老人们的关系是强关系,邻居之间经常互相提供此类帮助。在农村,邻居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城市社区,互相帮一点小忙还是很常见的。六十岁的何某说:“我和邻居间经常互相借些日常用的小东西,上次我拉炭时,邻居也帮我担过炭,看信时我替他家看,还写过信,在我们农村这不算啥”。另外一位独身老人王某说:“我前段时间骨折了,家里搬重东西,全是邻居小伙干”。互相串门聊天或一起娱乐,也与直接接近有关。在农村住得较近的人之间互相串门十分常见,农闲时候也经常在一起打扑克或麻将。一位70多岁的老年女性说:“我现在反正没啥事,经常去邻居家去坐坐,闲聊”。
    尽管邻居们经常在一些小事上互相帮忙,但他们中大部分并不是强关系。邻居中强关系只占44.1%,而在朋友中则高达83.7% .邻居之间的帮助类似于城市里的同事,主要是由于住的近,帮助起来比较方便。一位65岁的老年男性说:“我们是很好的邻居,但不是好朋友,差得远”。
同时,提供以上一些帮助的不止是邻居,其他本村亲戚也提供类似的帮助。除儿女外,孙子、本家族的成员也有时提供这些帮助。
由于经常见面和关系“强”不是一回事 ,所以,直接接近程度和情感支持都呈负相关。即,在老年人做重要决定、家庭矛盾或心情抑郁时,一般求助于直接接近程度比较低的人。另外在养老、得病的照顾或借一大笔钱时,老年人也一般求助于直接接近程度较低的人。这些支持大多数是有儿女来提供,而儿女这种强关系并不需要经常见面来维持。特别是得病照顾,主要依赖于女儿,而女儿嫁出去之后往往已不在本村,见面机会并不很多。一对60来岁的老年夫妻说:“我那儿子住得比较远,一、半个月才能见一次,没事很少来。女儿都在外村,除了农闲或者我们得了病,见得不多。”与此类似,直接接近程度与社会支持的宽泛度呈负向关系,即,越是直接接近多的人,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的种类数越少(见表2)。
电话联系的频数与提供支持的种类数有微弱的联系,即,越是电话联系多的网络成员,其提供的支持种类越多(见表2)。电话联系也与借钱、心情抑郁的支持有正向联系。电话联系往往意味着强关系 ,而且由于电话联系者往往与老年人的空间距离较大,因而有些不能提供小的支持(如搬家具),只有需要重大支持时才会动用这类关系,因而提供的支持种类较少,但都是比较大的支持。
总之,一个人和老年人的直接接近程度越高,经常意味着能提供一些小的实际支持和访问的支持,而不能提供情感支持和重大的实际支持。而间接联系(电话)则与一种大的实际支持(借钱)以及一种情感支持(家庭矛盾)相联系。此外,直接接近程度越高的人,给老年人提供的的支持种类越少;间接交往越多的人,提供的支持种类越多。
6.3 分析与讨论
从上节可看出,我们提出的假设基本上得到了验证。
就个人特征与社会支持来看,个人社会地位较高者提供的确实是重要的支持。教育程度高者在老年人做重要决定时提供支持,同时也给老年人提供借钱的帮助。高收入的人也提供借钱的支持。在职业方面,非农业者在养老和做重要决定上起支持作用。政治面目是党员的网络成员则提供心理抑郁方面的支持。此外人口统计学特征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也基本上符合此假设。如男人和已婚的人提供的支持要比女性和单身者提供的重要。
此外拥有不同资源的人提供的支持的类型不同这一假设也得到证实。如,教育程度高者提供看信支持,收入高者提供的是借钱的支持。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年轻人提供搬重物一类的支持。
韦尔曼在加拿大的研究结论与此不同,他的研究结果是,只有性别才对支持的提供有影响 。这也许与两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不同有关。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要比欠发达地区的人拥有的多,因而基本上不管是社会地位较高的还是较低的人都有能力提供支持给他的关系,因而社会地位高低对提供支持影响不大;而在欠发达地区,个人拥有的资源比发达地区的人少,因而只有那些地位较高者才能提供支持。
在关系强度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上,关系强度与社会支持的类型数目的正向关系的假设得到了证实,即,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的关系越强,它所提供的社会支持的类型越多。但是,弱关系提供工具支持,强关系提供情感支持的假设没有得到验证。强关系不仅提供了所有的情感支持,而且提供了大部分的实际支持,同时也是老年人外出时的陪伴者。而弱关系只提供借物和访问的支持。
林南提出了一种看法,工具性支持更可能由弱关系来提供,而表意性的支持则由强关系来解决问题 (Lin, N., 1982)。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这种情况不适合中国农村。强关系既是表现性支持的提供者,也是工具性支持的主要提供者。而弱关系则提供两项支持,其中一项外出还是表现性支持。
韦尔曼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调查得出与我们极其相似的结论:关系强度与支持宽泛度呈正向关系,强关系比弱关系更可能提供情感支持、服务支持和陪伴支持,但弱关系不提供任何一种支持(Wellman, b., & Wortley, S., 1990)。格拉诺维特证明了弱关系在美国人找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Granovetter, M., 1995)。而边燕杰的有关中国城市找工作的研究,证实了强关系在找工作这种工具性行动中的作用(Bian Yanjie, 1997)。这些研究成果说明在中国,强关系的作用很大,既体现在工具性支持中,又体现在情感性支持中。而在西方,强弱关系作用的研究成果则存在着某种矛盾,这也许意味着,在有些工具性行动中,弱关系起作用,而在其它一些工具性行动中则是强关系起作用。
同时,韦尔曼的结论还有一点与本研究不同,那就是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强关系提供的支持种类更多(Wellman, b., & Wortley, S., 1990),如,经济支持,这与中国农村没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居民的收入太低均有关系,而加拿大人的收入水平较高,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自然无须在经济上依赖于他人。
交往频度和社会支持的关系也基本上验证了假设。直接接近程度越高,越可能提供借物、访问、看信、家务等小的支持。而情感支持及重大的实际支持则有面对面交往少的人来提供。同时,直接交往少的人提供的社会支持种类也较多。而在间接交往上,交往越多的人,提供的支持的种类越多,提供的主要是借钱和心理抑郁时的支持。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直接接近程度高并不意味着关系强度就强,实际上直接接近程度与关系强度是负相关(r=-0.114),直接接近程度高的人与老年人的关系强度较弱,因而只愿意提供一些小的支持。而电话交往次数与关系强度是正相关,因而电话交往次数多的人往往是强关系,能够提供一些比较大的支持。
韦尔曼的东约克调查结论在有些方面与我们的结论类似,他也认为直接接近程度高的人提供的是大宗和小宗的服务,而不提供象情感支持、经济支持、交往支持等重要的支持。但他认为电话交往与各种支持没有关系,因而认为电话交往只能起到维持关系的作用,与提供支持没有关系。这与我们的研究结论不太一致。笔者认为与中加经济发展的差异有关,在我国农村人民的经济收入还不是很高,根据笔者的调查,绝大多数人家里安不起电话,而在别人电话上打,既不方便又昂贵。所以凡有电话联系者往往有较强的关系。而在发达的国家,电话极其普及,电话联系就变得极普通,一般的关系也经常通电话。因而自然就不一定意味着强关系,也不意味着提供支持(Wellman, b., & Wortley, S., 1990)。
总之,在山西农村,社会地位越高者、关系强度越强者、直接接近程度越低者和间接交往越多者给老年人提供支持的可能性越大。这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的收入水平、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流动的水平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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