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新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
 
 
张学良

 
来源：《科学发展》2012年07期 摘要：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呈现新格局，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加快，优势产业各具特色;以城市群为核心，形成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开发秩序得到进一步规范;区域合作和一体化不断得到加强。与此同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也遇到新的挑战。因此，必须联动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开拓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 空间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与全球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面临着新的变化。从全球空间范围来看，一方面，全球化与信息化两大潮流交汇发展，“空间距离”被压缩，各类资源与生产要素在全球的空间配置范围与效率大大扩张与提高;另一方面，市场与要素又是有地域和国界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在全球空间的自由流动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空间异质性的存在使得要素在“空间中的生产”存在地理上的壁垒与界限，增长在地理空间上总是被“极化”。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以及各国经济的初始条件、资源在全球空间的优化配置过程和各国发展中形成的路径依赖，构成了世界经济特别是中美经济长期以来在各自失衡状态下空间的“恐怖均衡”。从中国区域经济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使得中国经济总是在“极化”的地理空间上增长，以城市群与经济带为核心的空间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东、中、西部“条状”与城市群“块状”的空间失衡状态仍在持续，城乡新旧“二元结构”并存。描述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要求我们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引入“空间”概念，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新的空间分析框架，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实践中形成新思路。

　　一、经济增长的空间分析框架

　　(一)空间分析基本框架：经济增长的“空间”思想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需要回答两大问题：一是经济为什么会增长，二是经济增长为什么会有差异。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较为侧重分析“经济为什么会增长”的一般性特征，以寻找决定经济增长的共同因素，而常常忽视经济增长的差异性特别是在“地理空间”维度上的差异。实际上，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上，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很大，即使是在均质的地理空间上，经济增长的表现也可能大相庭径。当前，在全球经济危机仍在持续、中美两大经济体“恐怖均衡”面临调整、国内区域经济新格局正在形成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经济增长的“空间”分析框架，来回答经济增长为什么在空间上会被“极化”、不同经济体在全球或一国范围为什么会失衡，即“经济增长为什么在不同空间上不一样”这一核心命题。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间楼阁中”进行的，它假设空间均质、要素完全自由流动、运输成本为零。但是具体到不同地理空间，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诸多前提假设就不复存在，需要构建新的空间分析框架。区域经济增长更侧重回答的是，在空间非均质、运输成本非零、规律报酬递增的现实约束或前提条件下，稀缺资源如何在空间优化配置，经济增长如何在不同地理空间上呈现。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最大特征是增长的“极化”与空间不均衡。从微观机制来看，(跨国)企业在思考“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之外，还要分析“在哪里生产”的问题，即生产的“空间”特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总是在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生产要素成本代廉、投资环境良好、提供原料产地或销售市场、区位优势较为明显的异质空间(区位)上进行投资，由于规模经济与聚集经济的存在，这一空间区位逐渐形成经济的“增长极”。或者说，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个地方或部门，而是首先集中在某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地理空间，市场的力量总是使得增长被“极化”，也即首先出现在某些增长极或增长点上。同时，市场的力量会倾向于扩大区域差异，发达区域会因市场的自发力量而越发强大，从而形成持续的、累积的加速增长。进一步地，迅速增长的发达地区又通过聚集效应与扩散效应两种效应对周边区域的经济产生影响。聚集效应是指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不发达的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这将导致区域差距扩大，而扩散效应则是指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扩散，这将使区域差距缩小。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在聚集效应与扩散效应之间会实现某种“均衡”，可以预见，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聚集效应会大于扩散效应，增长的“极化”特征会非常明显，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发达地区的聚集不经济也会表现出来，市场的力量也会使得产业向落后地区进行空间梯度转移。
　　当然，从长期与总体上看，现实中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不会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更可能陷入Mydral(1944)提出的“循环因果累积”。此时，政府将在空间效率与公平中进行抉择与平衡，通常采用的方法是结合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政府仍然是资源空间配置不可或缺的主体，因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可能存在着影响配置优化的障碍：一方面，资源、要素和各种商品劳务存在不完全流动性，如资本、劳动力的区域流动存在制度、政策和文化障碍，这将使得市场机制在区域资源配置优化中的作用降低;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可能出现失灵，需要政府调节，否则将出现核心区与边缘区、区域差距扩大等问题。
　　综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经济实践，完全可以用经济增长的空间分析框架来进行分析。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也体现了经济增长的上述“空间”思想。1988年，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之后，邓小平曾对全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过深刻考虑，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面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①邓小平还指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②改革开放30年多来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区域经济增长规模巨大的一个“空间试验场”③，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为增长极的城市群与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距也逐步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与中部崛起战略，其目标也是防止区域差距的过度扩大，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
　　(二)资源在全球的空间配置与中国经济失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约束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学问，区域经济学则是一门更侧重于研究在约束条件下，资源在“空间”优化配置的学问。在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在区域间和区域内的配置，由计划决定，而计划决定的依据，是区域的资源禀赋、运输条件和协作条件。而在市场经济时期，资源在区域间和区域内的配置，主要依赖市场经济机制，地区资源禀赋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市场机制是实现优化配置的手段，在“看不见的手”作用下，各种资源与要素在区域间与区域内自由流动。在市场经济时期，厂商是资源空间配置的主体，厂商在利润最大化的指引下，选择具体区位投资设厂，引导资源空间配置的方向。
　　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企业一方面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方便地配置资源与生产要素，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完全流动性受到地域与国界的限制，特别是劳动力要素，由于各种原因，相对于资本、技术等要素而言，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受到了限制，这两方面促进了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直接进行生产布局，以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例如，苹果公司出售的7000万部iPhone手机、3000万台iPad平板电脑和5900万件其他产品几乎都在海外生产，苹果公司的产品大部分是在中国制造的。中国作为全球的生产制造空间基地与中国具有劳动力成本和供应链这两方面的优势紧密相联，当然，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是与劳动力资源在全球空间的不完全流动性为前提的，从这个角度说，市场与要素是有国界的，空间异质性的存在，使得要素在“空间中的生产”存在地理上的壁垒与界限。由于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在全球的空间范围内，中美两个内部结构失衡的国家达到“恐怖平衡”在经济学上可以很容易理解。④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金、能源、原材料、技术、管理等要素可以在全球流动，但是劳动力很难流动。从资源配置角度，市场经济机制将使得跨国公司把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结合，取得最大收益。但是廉价劳动力在中国不在美国，所以资源会从美国流到中国，进行配置。因此，中国内部失衡状态正好与美国内部失衡形成互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生产产品出口，中国挣取外汇购买美国债券，美国继续消费。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中国低消费高积累，大量贸易顺差，美国高消费低积累，伴随大量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两个内部失衡的经济体，在区域之间起到了经济平衡的作用。所以，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内部结构失衡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快发展。但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中美两国内部分别失衡的状态才真正被重视。
　　周振华(2011)指出，在劳动力不能自由转移的条件下，只有创新与新技术革命的到来才能使得这个“恐怖”平衡得以持续。例如，如果新的技术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方国家，像在美国，创新与生产率提高可以弥补其高昂的劳动力价格。但是，在未来5年内出现新技术革命的可能性很小的情况下，只能靠失衡的两个国家分别进行内部调整。因此，中国现在经济结构失衡和1990年代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我们和美国的平衡被打破情况下，只能靠自己来调整内部失衡。只有站在全球的视角，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三)在聚集中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建国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经历了3个阶段：
　　1949-1978年：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阶段。改革开放前，中国用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思想指导的经济布局实践，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区域均衡发展、实现自给自足与工业化。客观上看，在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下，这种均衡发展战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对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均衡的生产力布局抑制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势，便得整体投资的效率相对低下，这不仅限制了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同时反过来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
　　1979-1998年：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阶段。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考虑到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基础和地理位置，国家在投资、财税、信贷等方面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优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率先开放、率先改革”，并以此辐射和带动中部和西部，从而最终实现全国整体发展的一盘棋(陈秀山，2010)。　　1999年至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阶段。1999年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标志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开始进入具体实施阶段。2000年，“十五”《纲要》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合理调整地区经济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同时，还指出“形成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把地区协调发展摆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2003年9月，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战略出台。2004年3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发展战略也随后出台。国家从“十一五”开始加大区域政策细化的力度，从不同地区的实际出发，着力于发挥其各自的比较优势，至今陆续出台了50多个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规划指导性文件和相关方案⑤，密集程度之高前所未有。
　　综观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我们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与路径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经济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区域平衡发展总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将经济总量与人均GDP的平衡作为发展目标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实际上，区域协调发展并不是追求总量意义上的均衡发展，而是追求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并不仅指经济意义上的平衡发展，也包括人均生活质量与社会福利方面的平衡发展。总量上的地区间平衡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只要不是城市国家，其经济和人口就一定是集中于一个或几个都市圈的。真正有意义的区域平衡在终极意义上就是生活质量的平衡。当然，市场的力量会造成经济增长的“循环因果累积”，人均生活质量与社会福利方面的平衡发展不可能完成通过市场来实现，因此，需要政府出台各类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在地区间适度地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当前，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体与途径仍然是市场，必须在空间聚集中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由经济活动空间聚集所造成各的经济不平衡增长与各地区之间协调发展二者并不总是矛盾的。2009年世界银行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报告里也广为引用，经济增长在地区间的分布是不平衡的，任何在空间上均衡分配经济活动的意图最终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地区间的不平衡增长和地区间的和谐发展可以同时存在，通过统一性的制度安排、连接性的基础设施和指向性的激励措施，能够推动不同地区发展的一体化，缩小不同地区居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差距，同时实现地区增长的经济利益和地区公平的社会利益。

　　二、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一)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优势产业各具特色
　　自2007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4.6%，超过东部地区0.2个百分点之后，2010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2.3%、13.8%、14.2%和13.6%，中部、西部和东北增速分别比东部地区高出1.5、1.9和1.3个百分点。具体到部分地区，根据截止到2011年各地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如图1所示，中国区域增速呈现出清晰的“西高东低”走势更加明显：东部地区除了天津以16.4%的增速和重庆并列全国第一，北京、上海、广东与浙江2011年全年经济增速分别为8.1%、8.2%、9%与10%，增速放缓，位列全国经济增速倒数后四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湖南、湖北、江西和山西等中部省份2011年全年经济增速分别为12.8%、13.8%、12.5%、13%，这些中部省市的经济增速接近13%或超过13%，其中湖北全年GDP增速为中部第一，山西与江西两省全年GDP首次突破万亿，湖南，湖北全年GDP接近2万亿。西部地区2011年全年经济增速均维持在13%左右，其中重庆与内蒙古表现比较抢眼，重庆增速为16.4%与天津并列全国第一，内蒙古以15%的增速居于全国第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外商直接投资等其他几个核心经济运行指标上，全国各省市各有特点，但总的来看，由东部地区唱主角的传统格局有所改变，例如，从图2可以看出，青海、贵州、新疆、甘肃等西部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快，均在35%以上，而上海、北京、广东的增速最慢，上海甚至接近零增长，中部和西部崛起态势明显。

　　从具体产业上看，支撑不同省市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也各不相同。以上海、北京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的作用日益增加，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根据北京市与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1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000.4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2119.8亿元，增长8.6%，占GDP的比重达到75.75%，第三产业成为北京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8.1%的经济增速中80%来自第三产业的贡献。2011年上海实现生产总值19195.69亿元，同比增长8.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11万亿元，增长了9.5%，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57.9%，比2010年提升了0.6个百分点。在第三产业中，京沪两地的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流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以上海信息服务业为例，2011年上海市信息服务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8%，超过了信息制造业的4%比重，而在2005年时，信息服务业的这一比重仅为4.6%，2010年时也只有5.4%。目前，信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9.8%，信息服务业在全市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也增至9.96%。

　　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仍集中在资源密集型产业。山西、新疆和内蒙古等地则依托传统能源、资源优势，保持优势产业快速增长。以山西为例，在煤炭、冶金、装备制造等产业有力带动下，2011年山西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为5944.7亿元，逼近6000亿元大关，增长17.9%，快于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山西原煤产量过8.7亿吨，外运出省煤炭近6亿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钢材产量3369万吨，首次突破3000万吨，增长18.1%。水泥、发电量、焦炭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水泥3936万吨，增长25.9%;发电量2300亿千瓦时，增长8.4%;焦炭9048万吨，增长8%。新疆2011年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增加值1177.2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约有70%的贡献是来自与石油、煤炭等相关的资源、能源行业;煤炭产量、发电量分别增长12.1%和38.6%，新疆电网向西北主电网外送电量20.1亿千瓦时，相当于100多万吨煤从空中输入内地。特别是内蒙古，在保持传统优势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高端制造业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11年1-11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7%，比全国平均增速高4.7个百分点。表现抢眼的是高端制造业，如专用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48.3%、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同比增长46.9%、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同比增长42%，很多高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均保持在40%以上。
　　(二)中国经济区域由“带状”转向“块状”发展，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十一五”以来，我国的区域发展重心不断转移调整，部分地方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从不同地区的实际出发，陆续批准了天津滨海新区、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重点发展区域，2009年以来又批准了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苏沿海经济带、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区域振兴规划方案，至今已出台了50多个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规划指导性文件和相关方案，助推原有的经济区域由“带状”转向“块状”发展，形成了若干个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巨大城市群。
　　当前，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区域发展呈现多极带动的新格局。中国十大城市群⑥以占全国14.80%的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42.37%的人口，创造了69.05%的地区生产总值。2010年底出台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主要属于中西部的冀中南地区、太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地区等18片区域列为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十二五”期间，这些重点开发区域正在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将在集聚人口和产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秩序进一步规范，国土空间规划得到“顶层设计”
　　“十一五”以来，国家在继续实施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形成了以“四大板块”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近年来，国家又连续出台一系列区域规划，针对性、务实性和可操作性更强，使得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更加清晰，区域开发秩序进一步规范。特别是在土地管理制度上，国土资源部先后与东中西多个省(区、市)签订部省合作协议，以部省协议为平台，以规划、计划、审批、供地等为手段，因地制宜，“一省一策”实施差别化的土地管理政策，开展土地管理制度改革。⑦
　　为进一步优化空间开发新格局、实现可持续发展，2010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并明确地将规划确定为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这标志着国家正在对全国国土空间进行“顶层设计”。规划确立了优化结构、集约开发、协调发展和陆海统筹的原则，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来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放格局”，并明确了城市化战略格局，如图3所示。具体地，主体功能区规划将我国国土空间按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按开发内容，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并明确了要着力构建我国国土空间的“三大战略格局”，即：“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全国主要城市化地区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总量;“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农产品供给安全得到切实保障;“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基本形成，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同时，海洋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基本形成，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为了规划的顺利实施，规划还明确制定了针对不同功能区发展的政策导向，包括财政、投资、产业、土地、农业、人口、民族、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强化绩效评价考核，进一步规范开发秩序。

　　(四)区域合作广度深度不断拓展，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
　　近年来，区域合作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特别是国家规划覆盖的地区，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进程发展较快。例如，珠三角地区加快推进“深莞惠”、“珠中江”及“广佛肇”三个经济圈建设，大力推动珠三角9个城市从基础设施到要素流动、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的一体化，特别是广州和佛山，正在朝着实现同城化的目标迈进。长三角地区积极贯彻《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大力推进一体化进程，推动在综合交通、科技创新、市场体系、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实现联动发展，加快区域内通勤就业、产业布局的同城化进程，同时加强与安徽等省的联动，并加快相关产业在泛长三角内部的空间转移。京津冀地区在战略规划、产业发展、政策法规等方面积极沟通和衔接，不断加快合作步伐。另外，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成渝地区、郑汴地区、西咸地区等从地方实际出发大胆探索一体化发展路径，也取得了积极进展。⑧

　　三、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挑战

　　(一)全球化、信息化改变了全球资源配置方式
　　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全球的产业会重新解构，生产要素重新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当前全球的贸易80%是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跨国公司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互联网在全世界的兴起，为信息资源的交流和使用提供了低成本、全方位的工具。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普及，使人们克服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迅速而廉价地获取和更新世界范围的信息，从而降低库存和物流成本;借助网络，分布在不同地区的资源得以高效地组织起来，从而扩大了企业组织结构的形式，使得虚拟制造、虚拟设计得以发展。电子商务的兴起，使企业可以借助网络实现与客户的密切沟通，进行全球营销，并对传统的市场经营方式以及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产生冲击。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两大潮流的交汇发展，世界的生产格局和生产方式跟以前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对于“外包”的理解，美国跨国公司眼中的世界已经合为一体，不再有“外”和“内”，每种产品和服务现在都通过全球供应链进行构思、设计、营销和制造。这样的供应链寻求以最低成本获得最优人才，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如今越来越把自己的产品看作“世界制造”而不是“美国制造”(托马斯·弗里德曼，2012)。中国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尚需提高，在促进国内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仍需要加强。
　　(二)出口导向型战略亟待“创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实施了出口导向型战略，成功融人世界经济的国际产业分工，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出口导向型战略是中国根据本身所处阶段、合理制定产业政策，在全球优化配置资源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较好地利用了国外的资金、技术等相对稀缺资源，并与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相结合。中国出现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较快的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工业化发展，是和对外开放背景分不开的。但是，出口导向型战略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提高了中国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国际化程度，并将20世纪末已经形成的“出口导向”战略推到了极致，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地位进一步被强化。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出口存在很大的风险：一方面，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负面影响不断显现。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看，中国仍然靠低消费、高积累、高出口，创造大量贸易顺差来缓解国内经济失衡也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对于企业而言，“出口”还是“创新”均需要花费成本与投入，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国际需求的强劲使得总体上中国企业偏向低附加值产品“出口”而非技术“创新”，偏向“价值链”低端生产而非管理“创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微观基础并不坚实。
　　(三)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日益加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是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日益明显，中国经济发展遇到更多瓶颈，土地供应难以为继、环境承载能力难以为继、能源供应难以为继，现有发展模式亟待转型。有数据显示，就全国范围来看，目前，沙化土地已达174万平方公里，石漠化面积12.96万平方公里。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泊总面积减少近2万平方公里，减少了五分之一;黑龙江三江平原原有沼泽已失去八成。⑨生态脆弱性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以全球变暖为标志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面临国际国内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双重压力。
　　“十二五”时期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新型城市化要求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互进的城市化道路，新型工业化要求坚持以循环经济为主导，着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产业等“两型”产业的发展，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展的工业化。这对各地区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同城化趋势倒逼区域社会管理方式创新
　　同城化是指伴随着城市间交通的便捷化和时空距离的不断缩短，各个城市的行政边界趋于模糊，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其他城市分享，一个城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商务流越来越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域界限，在更广的城市群区域内流动、配置，形成一个紧密联系、共存共荣的城市群或大都市经济体(王振，2009)。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国内区域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城市群内部同城化的速度大大加快，“空间距离”被压缩。同城化大大拓展了人们的就业空间半径，通勤就业的同城化对就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区域一体化提出了新要求，例如户籍制度的管理，城市社会保险结算、接续等等，都需要进行创新。
　　(五)区域政策有效性需要提高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中央政府制订区域政策、区域规划非常有必要。但如何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区域政策有效性，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一是政府在实施政策、履行职责时，必须遵循与市场兼容的原则，其作用必须与市场作用的方向相统一。二是中央政府出台了诸多区域发展战略，需规范规划的内容，界定此类规划的边界。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需要处理好。要注意引导和协调地方利益与全局利益衔接，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
　　(六)上海等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需要加强
　　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与这个经济大国不相匹配的是，缺少一个世界级的经济中心城市，城市首位度不高。上海是最有可能成为国际大都市的中国大陆城市，但是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并不突出。上海经济增长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低潮后，随着浦东开发开放，9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加快，平均增速高出了全国1.4个百分点。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经济增长速度又有所下降，平均增速为13.6%，比全国低了1.1个百分点。图5给出了上海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可以看出建国以后上海曾经在1960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的10.5%，达到历史最高点，1978年以后一直下降，直到浦东开发开放以后比重有所上升，但是2004年又逐渐下降，2010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仅为4.28%，降至历史新低。大城市在国家的中心地位不突出，世界级的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迟迟不能建立，中心城市代表国家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作用必将受到挑战，其对周边地区与全国的辐射带动作用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四、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一)在聚集中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增长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经济增长应当由市场来决定。市场的力量客观上会导致区域差距的存在，因此，没有绝对的区域平衡，只有区域协调发展。从市场机制作用的空间结果上看，增长在地理空间上总是会被“极化”，在空间上形成“聚集”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根据国际经验，世界五大城市群创造的经济增长均占所在国家或地区很大的比重，例如2001年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土地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10%，地区生产总值却占到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66%，人口占全日本的48%。在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等东部沿海城市群未来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极点”，根据我们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长三角城市群未来十年能够真正成长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GDP的比重从现在的20%左右提高到25%，假设长三角经济增长率为8%左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增长率为3%左右，那么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经济总量预计将达到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是接近亚洲四小龙的两倍，因此，我们的观点是，经济增长中市场机制仍然要起主导作用，要进一步地促进生产要素在地域上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允许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地域的繁荣”来促进“人的繁荣”。即便是在中西部地区，增长也不可能是遍地开花，要因地制宜培育与发展城市群与“增长极”，促进要素在区域内部的自由流动。当然，由于不平衡发展引起的社会问题必然由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而社会体制改革恰恰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对于政府来说，促进地区间的生活质量平衡才是更为根本的区域平衡政策，在地区间适度地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二)以区域“城市性”化解城乡新旧二元结构
　　近年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人口在区域间与城乡间的流动加快，逐步形成了以农业一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反差为特征的“传统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以外来务工人员一城市户籍人口社会福利反差为特征的“新二元结构”并存的格局。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城市化质量是化解新旧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在观念上我们要走出“城市”与“农村”非此即彼的认识误区，用连续而非断裂的眼光看待人类活动在空间的分布;在实践中要摆脱“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政策误区，明确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城市土地面积的粗放式扩大并不是城市化的本质特征。要实现上述观念与政策的改变，必须对“城市化”的内涵有新的思考，城市化是在有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区域，“城市性”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⑩“城市性”代表一个区域所具有的城市特征，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与景观等等特征。我们要提高农村的“城市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生活质量，化解“旧二元结构”;进一步提高城市的“城市性”，改善外来非户籍人口的生活质量，化解“新二元结构”。
　　(三)联动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持续推出，部分地区已经聚集了多个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何协调好区域发展战略是一大挑战，协调好了就是一个巨大机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在长三角地区聚集了《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等十余个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规划，长三角地区也在做各类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联动实施的积极探索。在2011年12月举行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江苏、浙江、安徽与上海三省一市就如何继续加强规划间的联动实施，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达成了共识，在涉及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环境保护和重大平台建设等方面，要注重各省市专项规划的衔接;共同编制和实施相关重点规划，全面打造与长三角地区发展相适应的规划体系。同时，进一步构建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推进市场服务和社会服务领域一体化建设，不断提升合作层次与合作成效，加速区域发展一体化进程。另外，长三角地区还聚集了多个国家区域创新战略，长三角地区要着力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深入推进浙江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杭州宁波嘉兴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国家区域创新战略的联动，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在长三角区域内转化和产业化，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率先建成国家自主创新综合试验示范区。建议相关地区加快建立与完善党政主要领导的协调与磋商联动机制，成立跨省市区域的专设机构来协调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并加强与中央政府和政策制定的具体部门的沟通，以提高区域政策的有效性。
　　(四)探索区际空间合作的新举措
　　进一步推进区域合作要不断开拓视野，转变思路和创新模式，积极探索发展“飞地经济”。例如，早在2003年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交流会上，浙江与内蒙古提出打造三大经济飞地的构想，促进区域协作发展。内蒙古将新增加3000万亩耕地，组织浙江农民和农业企业前来经营，从而形成浙江省在内蒙古的“粮食飞地”;浙江供应蒙古和俄罗斯的边贸产品可以在内蒙古建立加工园区，浙江方面可以把税务机构同时带到园区，从而形成“工业飞地”;内蒙古还可以把新的煤矿交给浙江的企业开发，把生产的煤炭运回浙江，从而形成“能源飞地”。⑪这是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与扶持机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新之举。再如在江苏省内，宿迁与苏州联合成立苏宿工业园区，与苏州工业园区联手招商引资，企业将生产中心放在宿迁，将研发中心放在苏州，优势互补，不但做大了总量，也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我们要不断创新激励机制，探索“飞地经济”的成功模式，从财政、金融、土地、干部队伍建设等各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引导重大项目、重点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向园区集聚，打造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地。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还可以做出更多的尝试，“飞地”可放宽保税、免税、免许可证、物流仓储与配送、退税、外汇管理和市场准入等特殊管理权限，国家要鼓励和支持以发达地区为主导在本省或跨省欠发达地区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在宏观层面上给予政策支持。特别是要打破GDP统计中的属地原则，允许GDP统计、工业产值、税收等数据在合作地区之间分解;研究跨区域经济发展的政府考核办法，将飞地经济发展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鼓励发达地区政府加强与落后地区的共建。当前推进区域合作还必须建立有效的体制机制，着力打破现有体制机制障碍，着力探索利益共享机制，着力打造区域合作平台，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区域合作。
　　(五)多维要素空间协同作用的发展
　　区域经济增长是多维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多维生产要素空间协同作用，各类资源才能在空间上得到优化配置。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2008年底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一半以上投入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来看，1979年至2010年，我国交通运输业累计完成投资14万亿元，交通运输业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3年的不足1.3%上升到近年来的6.2%左右。分区域来看，2010年东、中、西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分别比1993年增长了19倍、31倍和46倍，中西部地区的增幅大大超过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希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地方政府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希望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是正如我们一项研究中发现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网络性与空间外部性特征，在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城市化程度、人力资本素质等因素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之前，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会增加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各类生产要素的“虹吸”效应。目前，中国区域劳动力流动从总体上表现出由中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单向流动特征。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例，在所有流向东部地区的迁移者中，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迁移者占82.1%，东部地区各省之间的流动仅占17.9%;人口迁出大省主要是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等中部省份和四川、重庆、广西等西部省市，而广东、上海、浙江、福建、江苏和北京等则成为劳动力的净流入省市。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的运输成本，致使落后地区包括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更快地流向外地发达地区，而本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受到限制。这一发现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地方政府在加大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要努力提高当地的投资环境、城市化程度、人力资本素质等因素，在本地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外流，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才能更好地促进本地的经济增长。同时，由于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主要是在城市之间进行，重要交通基础设施也主要是将(大)城市相连，因此，要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以扩大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正溢出效应。

　　(作者：张学良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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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中国经济景气月刊，2011.

　　注 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7-278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42页。
　　③张军：《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一位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中信出版社，2010年。
　　④周振华：《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中国经济走向及其政策取向)》，《科学发展》，2011年第1期。
　　⑤范恒山：《编制区域规划遵循三大主线》，《财经界》2011年第11期。
　　⑥城市群的划分来源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十大城市群是指以2009年地区生产总值大小作为标准，排名前十的城市群，包括京津冀、辽中南、山东半岛、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哈长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原经济区、长江中游地区与成渝地区。
　　⑦胡存智：《差别化土地政策助推主体功能区建设》，《行政管理改革》，2011年第4期。
　　⑧范恒山：《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06期。
　　⑨杨伟民：《不能让GDP到处生长》，《商周刊》，2011年11期。
　　⑩程必定：《从区域视角重思城市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97-98页。
　　⑪张可云：《中国区域发展新格局：从”省份经济”到”区域经济”》，《半月谈内部版》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