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记者 张露露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越发加快。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更是为国企进一步“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2月11至12日，在福建泉州举行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国企的参会者纷纷畅谈他们如何看待这一战略以及他们的希冀和诉求。

机遇：市场巨大，调整布局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人口超40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能。受访企业无一例外都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给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而企业也会相应地调整布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需要我们做出相应的调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团”）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党委书记白培军在论坛间隙告诉中国网记者。

据白培军介绍，传统上的航运贸易的重心是东西方向，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重点区域在亚洲，因此中远集团需要调整航线、重新配置资源、转移管理和运营重点等。目前，中远集团已经对其旗下的东南亚公司做了重点布置，包括增加运力、拓展航线，开拓更多客户等。

白培军说，“一带一路”真正建成之后，跨境物流势必会增加，对中远集团来说是一大利好。

而对于中国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交建”）来说，过去中国交建的海外项目“基本上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布局，而海丝战略提出之后，对沿线进行了整体布局”，中国交建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张保中告诉记者。

“目前中国交建正在推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下一步将会将其连接至孟加拉的吉大港项目，再通往中东的迪拜和吉布提等，再进一步到埃及，出苏伊士运河到欧洲。我们在开展业务时会主动按照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来开发项目。”张保中说。

挑战：政治安全，法律保障

在对“一带一路”表示极大热情的同时，此次论坛的国企参会者也坦承，国企“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风险，需要企业衡量风险并积极应对。

在国家电网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网”）总经理助理兼国际合作部主任杜至刚看来，目的国的法律健全与否构成了企业“走出去”的一大考量。鉴于目的国的政治环境和法律体系发展程度不一，“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企业对目的地国家进行甄别和选择，其政治环境、法律和监管规则应该可控安全。”杜志刚说。目前国家电网在非洲等法律保障不够健全的国家主要是做一些“短平快”的项目，包括EPC（即工程承包）和设备供应等。另外，面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企业主要通过购买保险以及一些创新性的金融工具等来防止和规避，杜志刚说。

而近来备受关注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和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项目，更让国企“走出去”的风险进一步凸显。

2014年9月，中国国际主席习近平在访问斯里兰卡期间，见证了由中国交建主导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开工。该项目直接投资14亿美元，预计将创造超过8.3万个就业机会。但就在今年1月，斯里兰卡新总统西里塞纳上任后，曾表示要叫停这一项目。今年2月5日，斯里兰卡宣布仍将继续这一项目。

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中国交建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在其论坛演讲中说：“我们所做的是国家项目，而不是总统项目。这个项目是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符合斯里兰卡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论坛结束后他也告诉记者，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确实面临着当地政治和安全的挑战。

与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类似，中远集团投资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项目也经受着当地政权更迭带来的挑战。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今年1月份希腊大选中左翼党派联盟当选后表示，将叫停包括中远港口项目在内的所有私有化项目，但并非针对中国。在此次论坛间隙，中远集团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白培军向中国网记者澄清称，目前悬而未决的是比港的第二期项目，而中远已经在运行的第一期项目经营良好。比港的第二期项目是希腊的上届右翼政府试图推动的私有化项目，此前意欲在全球进行招标，但尚未启动。白培军说：“目前中远没有实质性的投入，我们只是做为竞标者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对我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尽管如此，白培军也表示企业布局海外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当地政策和政治变动等企业不可控的风险。

诉求：政策优惠，国际接轨

在谈到企业参与建设“一带一路”时，此次论坛的国企参会者都表示希望借力国家的支持，并期待国家能出台针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的优惠政策。

国家电网的杜志刚告诉记者，对于国家层面的最大需求是资金方面的支持，其次是希望中国和项目所在国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将大大增强企业投资的信心。中国交建的张保中表示希望得到“政策和法律的支持”。

中远集团的白培军在他的发言中表示，希望政府层面能给企业参与“一带一路”过程中提供支持，包括企业在投资目的国的政策，税收优惠和拓宽融资渠道等。

他以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项目为例，称此类由中国企业和国外政府之间的合作“需要中国政府加大外交力度、沟通力度和政策保障的力度。”另外他也建议国家能设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对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保障金，对政策或政治变动带来的亏损进行补偿。

而在中国国企与海外同行竞争的过程中，白培军直言道：“我们在实力上一点不差，但在制度上和国外有差距。”白培军以税收为例说，国内的航企采用多重税制，包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而海外的航企则是吨税制，税制简单清晰，税费较低，这对集团 “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们希望‘一带一路’能多听听企业的呼声，特别是在海外发展的企业的呼声。”白培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