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建  不搞城市化，农业问题讲不清
王 建/文

　　建国以来总是出现“工业的高潮即农业的低谷，农业的高潮即工业的低谷”这样一种现象，为什么？

　　中国推进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它的本源是农业。工业高潮之际，必然是增加掠夺农业之时，剪刀差特别大；当农业支持不住工业的步伐了，就会去提高价格以便向农业反哺，这时候工业掉下来了，农业就上去了，这种情况总是反反复复的出现。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农业积累的基础上，工业本身的积累不可能满足自身需要，必须建立在农业的发展之上。

　　但90年代以来，工业是高潮，农业也是高潮，一直延续到1994年。现在是工业有点落，而农业也大落了，这一段出现的又是什么问题呢？就是80年代以来，大量外资进入使得工业发展有了一个新的积累来源。还有一点，90年代是个分水岭，90年代以后我们的储蓄率猛涨，整个国民经济的储蓄率从80年代的20%多，一下变到40%多，所以工业本身所需要的积累不再靠农业了。农业发生了什么问题呢？从1989年以后，几年之内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到1994年与国际接轨，农业本身又一次出现了边际产出是负值，农业本身已难以作为工业化的积累主源，而1985年前后这一段工业化高潮是建立在农业增长上的。

　　再看看农业的自身积累。乡镇企业从1978年在工业中占7%的比重，到后期占到工业的47%，其中某些年份是超过100%的增长，增量在整个工业的增量中超过一半。没有靠中国的金融体系去支撑它，靠的是农业自身积累。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农业一旦与国际接轨以后，它本身又是投入产出为负，农业再也不是一个积累产业，它再也不能推动工业化了。85年和90年这一段，主要推动沿海的工业化；9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9亿农民迈向工业的步伐就不行了。这是一个大的发展阶段的判断，农业减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背景基础之上的。

　　要解决农业问题还能用提价的方法吗？肯定不行。如果提价，3亿人保护9亿人可能吗？做不到，世界上没有先例。还有一点，假如你把价格提到了比国际市场还高的水平，沿海地区就会诱发大规模走私，因为价差在这儿摆着呢。所以说解决农业的问题已经不在农业本身了，内部怎么样调整农业结构也没有出路。

　　再有一点：这几年中国经济已经连续7年下滑，1998年以后政府是拼命往上拉也拉不上来，到现在是出现了一点转机，还是很脆弱；明年财政力度保持一样，外需再往下掉一点，能不能保8%，现在还不好说，说不定又从今年的8%掉到明年的百分之七点几。实际上也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回升，接着再往下走，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趋势。

　　我们来看看7年以来的三条工业增长曲线。国企这条线在1994年这段时期是猛往上拔，现在大约是10%的速度，这种速度在改革开放20年来只有4年，而这4年当中经济增长都在11%以上。现在经济增长是8%，而国企能拔到10%，所以说国企目前是一个历史顶峰，国企脱困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上。原因很简单，就是国债投资主要指向重工业，重工业是国企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效率就改善了，这是国企的曲线。

　　乡镇企业在90年代初和90年代中期还是很高的，1994年以前都是70%-80%的增长，94年一下掉到18%，这几年又不断在往下掉，到现在整个工业增长速度到10%以上了，它也不过是6%-7%的样子，所以说乡镇企业走势在1994年是一个转折点。
但是，我们过去没有释放出来的一个城市化巨大空间在这儿摆着呢！我们的城市化比率是30%，而与我们一样的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国家都是60%，日本、韩国和台湾人均收人1000美元时都是75%以上。如果我们把它提高到60%，就可以把我们的服务产业的比重提高到50%或55%，这样就可以使中国的GDP长大20%。

　　20%是什么概念？在中国现在条件下，就可以增加2亿劳动力就业。增加2亿劳动力就业又是什么概念？就是有2亿农村劳动力携带他们的家属进入到城市，使我们的市场规模在现在的基础上放大两倍还不止，就是这个概念。

　　我说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农村问题绝不仅仅是农村问题，它是整个发展阶段变化与国际产业结构、政治经济结构、冷战结构结束以后大结构的变化的一个综合反映。今天的中国，如果不搞城市化来拉动服务产业的发展，农业问题是永远讲不清楚的，也是农业本身所解决不了的。这就是我的一个结论。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评 论：解决“三农”问题要靠“反弹琵琶”

　　王建先生的这篇“不搞城市化，农业问题讲不清”，连同还有一篇“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讲的都很有道理。

　　有道理是因为他的视野开阔，站得高，看得远。

　　如今世道变了，解决农业问题，靠的不是农业反而是工业和服务业；解决农村问题，靠的不是农村反而是城市；解决农民问题，靠的不是农民反而是市民。一句话，解决‘三农’问题，靠的不是‘三农’本身，反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叫什么？这就叫“反弹琵琶”。

　　不是说农民自己解放不了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问题在于，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产业高级化的今天，农民的解放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面对现实，“反弹琵琶”，农民才能赢得“第三次解放”。老祖宗说得好，“他们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从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相反相成。王建先生的高见大约已经引起了高层的重视，于是有一系列的面向东盟的外交活动，旨在促进西太平洋经济区的形成。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笔锋悄悄一转，点到了内需扩大的最具潜力的增长空间，点到了农民向城市和服务业的转移，从而得出“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我认为是城市化”的结论，这是他的高妙之处，也是他的不同凡响之所在。

　　如果他的这一高见，能象西太平洋经济区一样，都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重视和反响，那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