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法 盛为军  解读农民市民化理论

课题组

--------------------------------------------------------------------------------
 

　　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这种转化的深刻内涵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重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与生活方式的转化。对农民市民化的过程、经济动机及其决定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国内外有众多专家学者作了深入的研究。

　　国外学派有关农民市民化的阐述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宏观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是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美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的城市化发展进程“S”曲线和哈里斯-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理论。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揭示了农民市民化的一般规律。刘易斯认为，处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存在二元的经济结构，即以传统的自给自足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微薄的农业部门和以现代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高的工业部门并存。劳动力人口不断的增长，因土地资源有限，土地质量下降，造成边际生产率低下、劳动力过剩，而为现代工业部门输送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使工业部门的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增加，而工业部门资本的积累、生产规模的扩大将吸收更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为止。随着经济活动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的非农产业的转移，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将得到提高，二元经济逐步向一元经济转化，各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工资和生活水平差异将逐渐缩小或消失。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是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生产方式转换及向现代化迈进的关键。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在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体的，因此刘易斯分析的工业化过程，也适用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

　　诺瑟姆发现的城市化发展进程“S”曲线，分析的是农民市民化的历史进程。他指出，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过程大体都表现为“S”型，即由慢到快、由快到慢，直至停滞不前的曲线发展过程。农民市民化的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也表现为“S”型。按照诺瑟姆的观点，城市化发展进程“S”曲线的形成，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当一国经济处在起步阶段，因为农业生产率低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耕作，工业发展缓慢，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城市人口一般占总人口的10%左右时，这时的城市化进程是相当缓慢的，农民市民化也是相当缓慢的。美国就是这样，1790-1840年的半个世纪中，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5%。而当一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涌现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他们会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形成“推动效应”。工业的突飞猛进造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城市丰富的物质精神生活吸引着农民的流入，从而形成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拉动效应”。正是由于这两种力量的作用，将使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步入一个高速度发展时期。美国从1840-1970年城市人口在130年间上升到70%。到第三个阶段，即城市人口达70%以后，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日趋缩小，城市化进程和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出停滞甚至是下降的趋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年均城市化速度不到0.5%，有的年份还出现负增长。

　　哈里斯-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理论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数量进行了分析。根据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主要取决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比较，用公式表现为：M1=f(Wu-Wr)。M1代表在t时间内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数量，f代表反函数，Wu代表城市工资收入，Wr代表农村的工资收入。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表明，当预期的城市工资收入超过农村的工资收入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从而促进一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当农村移民数量多到迫使城市失业规模增大、工资收入下降，城市的预期工资收入与农村工资收入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就会停止；当城市预期工资收入小于农村工资收入时，会诱使劳动力从城市向农村转移。

　　国内理论界有关农民市民化的分析

　　很多人有这样的分析，农民进城的最大动力和不懈追求在于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农民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过得比自己好，如果他们能实现这个目标，即使付出再大的艰辛与代价，即使自己进不了城，也认为值得，认为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农民是否追求转为市民，主要取决于农民在城市的“期望收益”与在农村的务农收入的比较。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农民市民化大致可分为两个过程。第一步是由农民转变为准市民，即保留在农村的土地，进城务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并在城市长期居住。尽管有些按照新的人口普查办法的人口已属于城市人口，但由于未取得城市户籍，并仍然保留土地，他们仍然不是市民，我们称其为准市民。第二步是放弃其在农村的土地，取得城市户籍，在城市定居，由准市民转变为市民。

　　通过上述分析，农民在是否选择市民化的决策时，必然要考虑分析上述种种因素，其中影响预期净收益差额的因素主要有四类：

　　一是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劳动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技术性工作的技能等，这些因素决定了其获得收入的能力。青壮年、受教育程度越高、技术性工作的技能越强、技能与城市需求越吻合，劳动者的收入能力越强，市民化的意愿越强，市民化的可能性也越高（蒋乃华关于江苏农民进城意愿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二是家庭情况。主要包括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中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人口的比率、家庭中上学子女数目、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等，这些因素主要反映家庭的结构情况，而不同的家庭结构反映了不同的家庭收入能力和生存成本。由于农民市民化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或因家庭人口数量多、劳动力少、上学子女多，或因家庭成员健康情况差，其家庭的生存成本也就高，对期望净收益的负面影响就大，会增加市民化的难度。农户家庭结构主要有两种：核心家庭和三世同堂。一般来说，核心家庭的规模较小、人口的平均年龄较低、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技能较强，更容易也愿意在城市生活，因此也更有可能市民化。

　　三是就业问题。主要包括城市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就业机会、获得或创造就业岗位所需的资本投入、工资水平、就业环境、就业的稳定性以及失业保障等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反映农民在城市中持续生活的条件。持续生活条件越好，对持续生活的预期就越高，越容易长期留在城市并成为市民。

　　四是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就业政策、户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这些因素反映农民迁居城市并成为市民的制度性成本。制度性成本越高，市民化的难度越大。

（执笔：张忠法 盛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