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删减”与“增补”现象的“目的”透视
卢红霞（西安工业大学外语系 陕西西安          ）
摘要：文学翻译中，传统翻译对“信”(忠实)的追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取代的高度。翻译时对原文的“删节”与“增补”一直因为有悖于“信”而受到批判，该文从另一个角度，翻译的目的论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透视分析。
关键词：文学翻译；删减；增补；目的；透视
文学翻译，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翻译，无论是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刘重德的“信、达、切”，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还是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都强调文学翻译要在形式或含义上“忠实”原文，而对原文的删减与增补似乎都是有悖于翻译对“信”的追求。然而，换个角度，结果就不同了。“目的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侧重翻译的宏观研究，把翻译放到时代中去研究，翻译并不是可以脱离时代而独立存在的。
1.目的论
Skopos 是希腊语，意思为“目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首次是由德国的弗米尔（H.J. Vermeer）在她老师莱思（K.Reiss）的功能翻译理论基础之上明确提出的，关于译文的目的性原则, Vermeer 是这样解释的:“Each text is produced for a given purpose and should serve this purpose. The Skopos rule thus reads follows: translate/interpret/ speak/ write in a way that enables your text / translation to function in the situation in which it is used and with people who want to use it and precisely in the way they want it to function.”[1]他认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 翻译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
2.严复译文的“增补”与“删减”现象的目的透析
严复,著名翻译家,代表作品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 严复于1898 年首次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一翻译标准直到今天,在中国翻译界的统治地位也是其他任何新兴翻译学说所无法取代的。那么，有人会问：严复译文中出现的对原作的 “增补” 与“删减”现象岂不是有悖于自己提出的“信、达、雅”吗？看以下增补一例：
原文：...unceasing struggle for existence...
译文: ...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
显然，原文短短四字，译文“不仅是加了好些字，而且读起来简直象一个战况公报了！”[2]，那么这样是否有悖于“信、达、雅”呢？译者是否不理解原文呢？当然不，其实译者是有意这么做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信、达、雅”注入了后人的理解，认为“信”才是严复翻译标准的精髓，实际上这与严复的本意已经相去甚远。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信”指的是：译文要抓住全文要意，对于词句可以有所颠倒增删，只要不失原意，就无需斤斤计较词句的对应和前后顺序。 “达”指的是译者首先必须仔细通读全文，做到融会贯通，再进行翻译。为了更好地表达原文本意，可以在词句方面作必要的调整改动，增补删减。 “雅”指的是要采用汉代以前使用的古文。其中，严复认为，“达”最重要而不是“信”，文中提及“求其信, 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3], 不难看出，求信求雅都是为了求达。
如前所说，翻译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 翻译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其实，严复的翻译目的性很强，他翻译的书都是有选择性的，都是介绍西方先进意识形态，因为他心目中的读者群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他希望自己的译著可以得到这些人的关注，希望他们能够采纳书中先进的思想和制度改革当时落后的体制。为了迎合士大夫，他选择“汉以前字法句法”，若用大众语言来翻译作品，恐统治阶级会不屑一顾；为了让思想保守的士大夫们更好的理解译文，他选择“增补”与“删减”，删减开启民智无用的东西，增添解释性文字，因为“达”说的很清楚：意思融汇贯通之后，可前后引衬，以显其意。
3.傅东华译文“删减”现象的目的透视
迄今为止，《飘》的汉译本已经很多了，其中傅东华先生所译的1940年第一版是最早一个,这个译本对原作进行了很多的删减，诚如冯庆华所说：“傅东华先生笔下的《飘》再创造成份过多,常按个人的理解对原文进行剪裁,例如第二十五章删去八、九千字”[4]，对此译本的批判也很多“长久以来,对傅译的评价基本是否定的。”[4]，批判的众多原因之一就是对原作的删减。看以下的例子：
原文：Scarlett knew these hurried preenings were being made with an eye toward meeting his wife with the appearance of a gentleman who had ridden sedately home from a call on a neighbor. She knew also that he was presenting her with just the opportunity she wanted for opening the conversation without revealing her true purpose. [5]
译文:思嘉知道父亲做这套手脚，是为要对母亲装得规矩些，因而想起现在正是跟他开始谈话的机会了。[6]
细读原文和译文，不难发现，原文的“hurried”，“ with the appearance…on a neighbor” 和“without revealing…purpose”，译文删去未译。从目的论考虑，翻译是一种有目的行为，翻译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即“目的决定手段”[1]。那么，我们有必要分析傅先生翻译《飘》的目的。参看傅东华写于1940年9月15日的译序，他的翻译目的一目了然：“…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总之，我的目的是在求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7]。至此，译者“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的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部分内容的“删减”现象。
诚然，此类例子还有很多，鉴于篇幅问题，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了。综上所述，翻译是有目的的行为活动, 翻译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翻译是动态的，我们不能用绝对静止的孤立的眼光去评判优劣,而应与翻译的时代和历史背景文化相结合进行客观的分析。

参考文献
[1]Nord,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
[3]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冯庆华,王昱. “从文化交流的宏观角度研究翻译——《飘》的译本研究”外国语.1998.03
[5]Mitchell, Margaret. GONE WITH THE WIND [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6]傅东华.飘[Z]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
[7]傅东华.飘译序. 1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www.ems86.com总第422期2011年第31期（8月28 日出版）-----转载须注名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