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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种族暴力事件:基于政治势力平衡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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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超[ 作者简介:郭超(1990-),男,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2010年6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发生的种族暴力冲突首先是由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种族关系的紧张。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发生的比什凯克革命,激化了国内局势的紧张。而种族关系被南部巴基耶夫的支持者利用,演变成了暴力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多次政治动荡与其自身的南北政治结构撕裂有很大关系。而国际社会各方对此次事件更多给予人道主义援助,而不是其它直接或军事干预的措施。在此情况下,吉尔吉斯斯坦新政府需要界定好自身在国际方面的地缘政治位置,并且处理好国内地缘政治的矛盾,特别是要作好南北政治势力的平衡。
关键词:吉尔吉斯斯坦;种族暴力;巴基耶夫;南北平衡 
中图分类号:K364

2010年6月13日到17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发生了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的种族暴力冲突,造成大量伤亡,给当地人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在此次事件发生前的4月8日,在该国北部的首都比什凯克发生了革命政变,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吉国南部地区,后又乘飞机到国外。时任外交部长的萝扎·奥通巴耶娃(Roza Otunbayeva)成为了临时政府总理,接管了国家权力,并宣布国家将进行宪政民主改革。临时政府领导人说,在南部的暴力事件中有2000多人丧失生命,据联合国的统计,大概有四十万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1]
相对于中亚其他国家来说,吉尔吉斯斯坦多次发生了社会局势动荡(1990年的种族冲突,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本文试图研究此次事件背后的原因,基于吉国南部种族关系紧张和政治局势动荡影响的分析之下,探究在此背后的吉国内部政治势力平衡因素决定着吉国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南北政治势力的平衡。然后考察在该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的回应。通过以上的研究分析,试图提出一些遏制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种族暴力的措施。

一、吉尔吉斯斯坦暴力事件的原因分析
暴力事件发生后,吉尔吉斯斯坦调查委员会(KIC)[ KIC,全称为Kyrgyzstan Inquiry Commission,即吉尔吉斯斯坦调查委员会。在2010年6月吉国南部的种族暴力事件发生后,很多国际组织给予高度关注,并组织成立了该调查委员会,该调查委员会也得到了当时的临时政府的支持。该委员会旨在更加独立地调查此次事件的真相和当时的环境,以国际法律来认定侵犯和犯罪行为,确定职责并提出建议,以确保犯罪事件不再重演,为当地的和平,稳定和调解而贡献一份力量。参见Kyrgyzstan Inquiry Commission (KIC),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Events in Southern Kyrgyzstan in June 2010’, Kyrgyzstan Inquiry Commission (KIC), May 3, 2011, p.ⅰ.] 进行了相对客观的调查,认为临时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对这次种族暴力事件负有责任。临时政府在四月份接管巴基耶夫政权时,六月份的种族暴力事件爆发是可以预见的,但却没有制定相对的应对策略。[2]ⅲ 吉尔吉斯新政府同意了KIC的一些看法,但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强调,6月10日至14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地区的暴力事件是由于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坦人之间的种族矛盾被蓄意挑起的结果,而支持前总统巴基耶夫的政治势力就是挑起种族冲突和骚乱的发起者。[3]5
一方面,这场暴力事件的最基本因素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境内,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 1924年苏联推行了民族划界政策(National Delimitation Policy),在中亚此项政策的后果不仅是创造了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个不同的民族。[4] 而且在苏维埃分裂后,民族划界政策制造出的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加盟共和国也宣布独立,但是这两国之间有互相的一些飞地,而且许多乌兹别克人就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直到如今。(图1)

图1.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人人口最多聚居地区 [1]
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乌兹别克斯坦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几乎占据了吉国南部的占三分之一,[5] 许多南部当地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担心乌兹别克斯坦夺走他们的土地。[1] 此外,南部许多乌兹别克人居住在城市,并且是当地的企业主,而许多吉尔吉斯斯坦人却是刚才乡村迁移到了城市,他们憎恶那些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乌兹别克人。[6] 因此,在不同种族群体归属的基础上,经济条件更加激起了这两个种族之间的不满和仇恨。 
其实在1990年苏联局势动荡之时,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南部发生了两个种族之间的冲突,造成许多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死亡,这场骚乱最终很快被苏联军队平息,这就在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已经埋下了仇恨和紧张的局势。2010年的冲突是在南部地区一家赌场,由一位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帮派成员和一名乌兹别克人的打斗而引发。他们指责彼此作弊,继而突然在街头打斗,引起了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双方的憎恨。与此同时,有传言乌兹别克斯人强奸了12名吉尔吉斯女孩,并造成3人死亡,这严重地地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很快便演化成暴力事件和造成了伤亡。[5] 下面的信息描述了这场暴力事件的一些场景:
 “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吉尔吉斯斯坦人大量出现在奥什的街道上,而乌兹别克斯坦人则躲在自己的家里和街垒背后。”[5]
因此,这场暴力事件首先是由于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生活在吉国南部境内的吉尔吉斯群体对同样生活在这里的乌兹别克人怀有深深的敌意(或许乌兹别克人也是如此)。两个族群之间糟糕的关系导致了吉国南部奥什市迅速成为了骚乱风暴中心。
另一方面,触发此次暴力事件的因素是吉尔吉斯斯坦动荡的政治环境。2010年4月份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发生的革命造成了国内政局的动荡,特别是激发了吉国南部巴基耶夫的支持者与北部临时政府之间的对抗情绪,最终导致了社会骚乱。
血缘宗族关系与裙带关系一直在中亚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前总统巴基耶夫的亲属和亲密关系人士因为掌握着国家重要领域的很多权力,导致了严重的腐败丑闻。在巴基耶夫当政期间,美国为玛纳斯空军基地支付了庞大数量的租金并没有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而是基于中亚地区利益寻租的“地方规则”,这些钱财大多流入巴基耶夫个人、宗族的和核心利益圈的腰包。[7]36   
比什凯克革命后,前总统库尔曼贝克·巴基耶夫逃到国外,由罗扎·奥通巴耶娃领导的临时政府执政接管了国家权力,并宣布将进行政治民主改革,建立新的政府。随着临时政府的民主政治改革,巴基耶夫的政治势力支持者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将会失去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反对和破坏临时政府的稳定。因此,在2010年4月巴基耶夫的支持群体想制造社会动荡来削弱临时政府,以便重新掌权。就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暴力事件最初就是巴基耶夫的支持者在临时政府获得国家权力后,占领了吉尔吉斯斯坦西南部的贾拉勒 - 阿巴德省政府大楼。[5] 
在吉尔吉斯斯坦,巴基耶夫的支持者主要是南部的吉尔吉斯部落和宗族,他们组织了抵制临时政府的一些运动。而南部的乌兹别克人则反对巴基耶夫而支持临时政府,希望新政府能够结束对乌兹别克人的歧视政策。[1] 巴基耶夫的支持者与吉国南部的乌兹别克人团体对待临时政府迥然不同的态度导致了南部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矛盾的加深。巴基耶夫的支持者制造社会和种族骚乱,将不满的政治情绪倾泻在乌兹别克人身上,破坏社会稳定,削弱新的临时政府以谋求政治利益,并以此对乌兹别克斯坦人进行打击和报复。事后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说法,吉尔吉斯斯坦共有3名吉尔吉斯人和2名乌兹别克人在由巴基耶夫势力谋划的骚乱中丧生,而不是因为种族冲突造成的。[3]6 由Roza Otunbaeva领导的临时政府指责有“第三力量”企图破坏建立民主政治。被驱逐的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巴基耶夫的支持者利用南部的骚乱暴力事件来破坏新政府的影响力和民主改革。[6] 特别是巴基耶夫的利益集团之一,前总统巴基耶夫的儿子麦克西姆·巴基耶夫(Maksim Bakiev)被认为是民主的威胁,因为他计划通过挑拨南部种族冲突和社会动乱来遏制临时政府。[5] 当然临时政府将南部的骚乱事件定性为前总统支持者的政治阴谋而不是种族冲突,是基于与前总统政治势力斗争的要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吉国南部确实存在着关系紧张的不同种族团体,在吉国内部政治势力斗争中成为了牺牲品。
其实,南吉尔吉斯斯坦在2010年的种族冲突与1990年的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1990年苏联内部政治动荡波及到了中亚,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阿普萨马特·马萨利耶夫(Apsamat Massaliyev)下台,吉尔吉斯斯坦的老政治精英和中央政府的力量也随之被削弱。[2]10 34然而,差异在于1990年造成的人数伤亡小于2010年,而1990年对犯罪伤害事件的审判比2010年更为公平 [2]。 1990年的暴力事件很快被苏联部队镇压,而2010年的临时政府确无法使用军队或采取其他措施有效地遏制暴力冲突,即使他们要求俄罗斯进行干预,但俄罗斯只派了小规模部队来保护他们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而2005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Tulip Revolution)后的政治动荡环境,并没有像1990年和2010年那样引起种族暴力。如果是政治局势的动荡引起吉国南部的种族骚乱,那为什而同样是在2005年郁金香革命也推翻了前总统阿卡耶夫(Akayev),巴基耶夫随后上台,但却没有在吉国南部造成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呢?2010年的临时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应对这种暴力行为负有责任,是因为临时政府没有能够像1990年那样,由政府出动军队(当时是苏联出动军队)控制和平息南部的动乱。但为什么2010年的临时政府不能采取有效的军事或其它措施来控制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暴力动乱呢?为此,下文将2010年临时政府的能力薄弱作为着重的考察和分析,我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北部政治势力的分歧与斗争是是很重要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它也最终影响到了2010年的种族冲突暴力事件。

三 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平衡的政治格局
首先应该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结构作解剖式的观察。从吉国内部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邦德(Bond)和科赫(Koch)认为,南北政治势力的平衡显著地影响着吉国的社会稳定。[8] 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北部有着争夺政治权力的不同政治团体,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历史上,南北政治精英基本可以维持势力均衡。然而,在苏联时代末期,吉尔吉斯斯坦的南部政治精英阿普萨马特·马萨利耶夫在1985年成为了吉尔吉斯斯坦执政党的总书记,他将“赢家全胜”(winner-take-all)的政治策略变为吉国的常规政治任命。[8] 这强化了他的独裁统治, 打破了南北和各方政治平衡的态势。
埃里克·麦格林奇(Eric McGlinchey)对1980年代末期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发生的动乱进行了比较,并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干预导致了纳扎巴耶夫和卡里莫夫的独裁权力进入到了后苏联时期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但是未被苏联干预的吉尔吉斯斯坦独裁权力的合法性最后被1990年在吉尔斯斯斯坦的种族骚乱所侵蚀,最终导致了吉国政治精英的碎片化。[9] 
随后北部的政治精英阿斯卡尔·阿卡耶夫(Askar Akayev)在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成为各方势力妥协而产生的吉国民主选举第一任总统。虽然这位总统曾着手进行了一些民主自由的改革,要将吉尔吉斯斯坦建成为中亚的“瑞士”,但阻力重重,最后失败了。[7] 然后他就像马萨利耶夫一样采取同样的政治战略,通过裙带关系和腐败这种损害其它政治精英利益的方式加强总统的独裁力量。之后,阿卡耶夫在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中下台,南部政治精英巴基耶夫,作为吉尔吉斯斯坦南北政治势力平衡的保持者而获得了权力。[8] 但他上任后不久,重蹈着前任的覆辙,裙带关系和腐败仍然很严重。巴基耶夫的家庭成员被任命为可以优先获得国家财产私有化的关键职位,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几乎变成了家族企业。 [2] 2007年,当时的总理阿坦巴耶夫(Atambayev)与巴基耶夫以裙带关系任命南部一些重要政府职位发生了冲突。巴基耶夫的下台是可以预见到的,因为他在一个独断权力没有合法性的国家四面树敌,损害了各方政治精英的利益,特别是打破了南北政治势力的平衡。所以2010年4月,他被推翻了。北部政治精英奥通巴耶娃领导临时政府进行民主改革,引起了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街头暴力抗议活动,并迅速演变成由巴基耶夫南方势力的支持者筹划的种族暴力事件,以此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和权力。 
在吉尔吉斯斯坦内部的政治结构中,南北对立和平衡是很重要的特征。从1980年代到现在,当吉尔吉斯斯坦的最高领导的变化从马萨利耶夫(南方),阿卡耶夫(北方),巴基耶夫(南方)到奥通巴耶娃(北方)[ 2010年4月8日,临时政府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成立,作为北方势力的奥通巴耶娃就任临时总统,任期至2011年11月31日。之后临时政府选举了北方政治力量的阿坦巴耶夫作为新任国家总统,阿坦巴耶夫曾在巴基耶夫作为总统的任期内担任总理一职,作为2005年郁金香革命后南北政治势力妥协的结果。他在任期间反对巴基耶夫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后辞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2010年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是由北方政治势力领导的南北妥协与平衡的政局。] 时,可以看到,相较于中亚其他国家来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位置的频繁更替在于各方政治势力,特别是南北势力不能够维持稳定均衡,在任何一方势力掌握权力后,总会走向一种权力独裁和利益独享的政治路径,导致四面树敌,最后走向末路。之后便是失败一方采取回应措施,例如制造社会骚乱等来削弱新政府的影响和权力作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后抗争。马萨利耶夫(南方)被推翻后不久,很快在1990年就利用了南部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制造了种族冲突事件,这与2010年,巴基耶夫(南方)被推翻后发生的情况近乎相似。但是,1990年与2010年的不同点是199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仍然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军队直接介入并平息了南部的种族骚乱。但是2010年的临时政府没能够遏制巴基耶夫(南方)的支持者筹划的严重种族暴力事件,因为这个临时政府控制的区域仅及北方,南方仍然是巴基耶夫(南方)支持者的势力范围。
确实,新的临时政府是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控制暴力事件,特别是不能够有效调遣奥什,米尔扎卡马托夫(Mirzakmatov)这些南方城市的市长,这些地区的警察和军队对本地种族血缘宗族的忠诚甚于北方的政府,[5] 甚至有一部分军队听命于巴基耶夫,处在他的控制之下,[10] 并参与了对乌兹别克人的袭击。 “很多袭击者从军队和警察局获得了枪支弹药,而军方与官方人员却没有组织这样的事情。[2]ⅱ 除此之外,临时政府主要将焦点和力量放在了民主宪政的改革上,无暇顾及和处理南方发生的这些暴力事件。 
然而,为何阿卡耶夫(北方)政权在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被推翻后,却没有发生严重的任何种族冲突?通过回答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更加理解在2010年6月的种族冲突事件中,种族关系紧张因素与吉国内部政治势力斗争因素的结合性。从吉国内部的地缘政治和种族分布的角度来看,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多为吉尔吉斯人,种族混杂居住远远低于南方,北部的种族矛盾远远低于南方,所以并不能被有效地煽动和利用。实际上,在2010年巴基耶夫势力在南部制造了社会混乱,而在北部的楚河州(Chuy oblast)制造吉尔吉斯人、突厥人(Turks)和东干人(Dungans)之间的种族冲突的计划最终失败了。 [3]8 
所以在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后,阿卡耶夫的北方政治势力也根本不可能在北方煽动种族冲突,也更不容易在无法掌控的南方地区制造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的冲突,以此来获得政治利益。而且在2005年,南方的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几乎政治立场一致地反对阿卡耶夫的政权,可以说这两个团体在当时是一种政治战略上的盟友,枪口一致对向阿卡耶夫,所以在2005年南部的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没有任何理由要互相对抗。而同样是在1990年和2010年的政治局势动荡中,南部的乌兹别克人团体与南部的吉尔吉斯人团体充满着政治观点的冲突,再加上既有的种族紧张关系,所以在这两次政治动荡后,便很容易发生暴力冲突了。所以,在2010年或者1990年与2005年革命后出现的差异情况也是北方政权和南方政权差异性的体现。

三、国际社会反应的分析
2010年6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种族暴力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像北约、欧安组织、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都是很少直接或者军事介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担心自身人员生命的安全和组织名誉的损失,或者遭受到国内民众的谴责。[11]  
作为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由于存在着水资源和边界线的争端,所以双方关系并不是很好。然而,当种族暴力在吉国发生后,乌兹别克斯坦开放了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边界,接收了一部分难民。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也存在着国家之间的某种“道路竞争”,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相对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有着更加集权的的政治体制,如果向邻国的人民展示自己国家的安定似乎不但可以树立本国的道路自信,同时也可以削弱吉国临时政府将要进行的政治民主改革。[10] 但随后不久,乌兹别克斯坦害怕吉国的民主改革思想会传入本国境内,于是关闭了与吉国的边界。因为之前发生在2005年3月的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与2005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之间存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其实,乌兹别克斯坦的担心不仅在于民主意识形态流入乌兹别克斯坦,也在于犯罪分子和武器危害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内安全。[12] 而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感谢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接收了7.5万难民,并且对其边境管控政策,防止了吉国南部种族冲突的升级和扩张表达了敬意。[3] 在吉国种族暴力事件发生期间,一直就有传闻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将部署军队帮助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乌兹别克人,并在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动荡期间吞并吉尔吉斯斯坦南部领土。[13] 中亚国家要克制煽动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在中亚国家内部之间生活着很多其它民族的人。乌兹别克斯坦控制边境,并且不干涉吉尔吉斯斯坦内部事务的政策及其符合中亚国家之间存在的 “默契”。 中亚的国家间由于历史原因,导致各民族在各国间的相互杂居,所以在种族冲突这一敏感问题上,一般都会很谨慎地介入邻国的事务中。 
美国希望吉国政局能够保持稳定,因为美国需要持续租用吉国境内的玛纳斯(Manas)军事基地,以为阿富汗的反恐行动提供帮助。因此,租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用机场是美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可能是唯一比较重要的利益合作点。但随着美国驻军从阿富汗的退出,美国与吉国就缺乏了重要利益合作保障,所以美国之后不会更多地插手吉国地区事务。另外美国也关注着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改革,反对吉国的威权政治体制,美国向吉国提供了武器和军事装备,帮助2010年的临时政府控制暴力局面。[10] 除此之外,美国只要是给予了一些人道主义援助和对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的外交声明支持。
俄罗斯认为暴力是吉国的“内部冲突”,所以没有派遣军队平息骚乱,以免陷入军事干预的泥潭中,只是提供了一些人道主义援助。[1] 俄罗斯谨慎地介入南吉尔吉斯斯坦的冲突,“军事干预的风险太高了,超过了俄罗斯在该地区任何可能的战略”,军事干预将“损害俄罗斯长期以来在中亚地区更广泛地建立制度化霸权的努力。[14] 此外,俄罗斯担心,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一旦权力巩固,吉国将会迎合西方及西方对民主改革的修辞喜好,所以新政府是否会成为俄罗斯的真正盟友值得怀疑。[8] 奥坦巴耶娃领导的临时政府提出了逆转以前的巴基耶夫亲西方的政策,转而倒向俄罗斯的怀抱,以此希望得到俄罗斯的支持。[10] 在临时政府请求介入吉尔吉斯斯坦暴力事件的情况下,俄政府为吉国临时政府提供了人道主义和财政的支持,虽然俄罗斯派遣了小规模的部队进入吉尔吉斯斯坦,但只是为了保护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空军基地。[11] 
中国的不介入行为是基于中国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的外交政策。而且中国在中亚地区关注的焦点是经济投资的利益和新疆边境远离分裂主义的威胁。“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打算成为中亚的霸主”,中国在中亚地区有着不断增长的利益,但中国介入中亚的政策受限于俄罗斯对该地区的传统掌控要求。[8] 中国主导的上合组织的宗旨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与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种族冲突事件似乎并没有多大相关性。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只是宣布强烈支持2010年6月27日吉尔吉斯斯坦的新宪法会议和吉国的南部重建。因此在暴力冲突发生后,基于不干涉的“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并没有介入吉国的国内冲突中。[15] 在2010年6月11日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之后,上合组织并没有就吉尔吉斯斯坦的当前情况作出任何正式声明,只是声称会“考虑”给予吉尔吉斯斯坦多边援助,中国在6月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内部事务”并不感兴趣。[16] 中国主导的上合组织受限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且中国更多地关注在中亚的经济投资利益,没有过多经营地区部族之间的关系,所以也不会介入吉国当地的种族冲突之中。
总之,吉国的外部力量主要以间接方式介入,就比如人道主义援助、金融帮助和外交支持宣告的形式。即使外部各方的立场有可能不同,但是他们的行动原则却大相径庭,主要是不以损害自身利益为前提。外部各方势力更加注重自己的利益和战略,由于军事行动的高成本,所以并不会匆忙派遣军队介入以平息暴乱。从国际社会和外部势力的反应来看,因此,从吉尔吉斯斯坦外部的地缘政治来看,最有可能影响到吉国国内事态的是俄罗斯。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软实力”。俄罗斯在中亚一直具有突出的影响力,更不用说俄语作为中亚国家官方语言的“软实力”,俄罗斯还有大量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移民务工人员,此外俄罗斯媒体在中亚国家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和喜爱。[7] 某种程度上,在2009年巴基耶夫与美国继续签署玛纳斯空军基地的合同激怒了俄罗斯,随后俄罗斯就使用了这些“软实力”来对巴基耶夫政权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四.结论与思考
基于以上的分析,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6月的种族暴力事件的原因是:存在着三个不同层面的地缘矛盾:(1)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吉尔吉斯群体与乌兹别克群体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2)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势力的地缘政治矛盾;(3)自苏联解体以来,对中亚地区具有传统影响力的俄罗斯与新来到该地区的其它势力,特别是西方世界,甚至还有中国等其它国家对中亚地区过度染指的地缘政治矛盾。
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族群紧张关系,在吉国南北政治冲突的动荡局势刺激下,演变成了种族冲突的暴力事件;而且在吉尔吉斯斯坦外部看似平静的大环境下,蕴含着美俄,有时候也包括中国等其它国家的地缘政治角逐,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局势的小环境也产生着影响,某种程度上还决定着种族矛盾爆发成暴力冲突事件。
从吉尔吉斯斯坦内部来看,遏制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种族暴力事件首先要给予乌兹别克人平等的权利。1990年和2010年的种族暴力使得乌兹别克全体受到了深深的创伤,这可能会埋下将来冲突的隐患。其次,吉尔吉斯斯坦需要在分裂的政治势力之间,特别是在南北之间保持平衡态势,以遏制领导人的独裁权力。从历史经验来看,吉尔吉斯坦的最高领导人总是走向腐败和独裁的政治路径,巩固自己的利益团体,打击其它政治对手。在中亚血缘宗族主导政治局面的情况下,这样的措施很可能会遭到其它政治势力的反对和联合抵触,最后导致社会局势动荡。而在此情况下,种族关系这一敏感神经总是最先被挑破,最后演变成种族冲突的暴力事件。幸运的是,与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相比,2012年上任的新总统阿坦巴耶夫的总统权力被大大削弱减弱,这对吉尔吉斯斯坦以后的政局稳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最终会避免发生有利于种族冲突的社会环境因素。最后,另一个补充且值得深思的解决方案是,如果不能更好地保持政治竞争平衡,就要保持吉尔吉斯斯坦内部的地缘政治平衡。也就是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地址太远离南部,可以考虑将首都迁移到中部至少靠近南部地区,或许更有利于使吉尔吉斯斯坦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从外部有关各方的回应来看,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种族冲突后,国际社会各方更多考虑自己的利益,一般都是采取一些间接干预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类似暴力事件,吉尔吉斯斯坦自己最好不要太过于依赖外部援助和介入,而忽视了自身对暴力突发事件的机制建设。
吉尔吉斯斯坦应该恰当地定位自身所处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对于与美国的合作来说,随着美国在阿富汗驻军数量的逐渐减少,美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关于军事基地租用的合作也会随之淡化。特别是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美国制定了全球收缩的战略,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也势必减弱。
客观地来说,吉尔吉斯斯坦不应该过度靠拢美国甚至中国而超过了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的平衡外交策略也应不以激怒俄罗斯为条件。2010年4月的政治变革在某种程度上与巴基耶夫长期亲西方的政策有关,这使得俄罗斯对巴基耶夫政权终于失去了耐心。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利用自己在中亚的“软实力”,对巴基耶夫政权进行了负面渲染,使巴基耶夫失去了各方政治势力与民心的支持,最终引发了吉国的政治动荡,而南部的种族关系随之被刺激和被利用,最终演化成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而且在2010年之后,俄罗斯重申了其在中亚的霸权主义政策。[14] 因此,俄罗斯仍将是中亚的主导力量。而实际上,2010年后的吉尔吉斯斯坦确实走着亲俄的外交策略。2011年上任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属于北方政治精英,具有亲俄外交传统。[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历史上,南部部族一直反对并入沙皇俄国(后来是苏联),而北国部族愿意与俄罗斯的合作。吉尔吉斯斯坦的北部地区有更多的俄罗斯化人口,有更多的城市和工业基地,而南部更多是农业种植区。 参见Andrew R. Bond, Natalie R. Koch. "Interethnic Tensions in Kyrgyzstan: A Political Geographic Perspective." Eurasian Geography & Economics 51.4(2010):531-562. ] 在2014年当吉尔吉斯斯坦与美国签署的玛纳斯空军基地合同结束时,他没有再继续续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亲俄政策的象征,将获得俄罗斯的政治支持,有利于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BBC News. ‘Q&A: Kyrgyzstan's ethnic violence’, BBC News, 24 June 2010, http://www.bbc.com/news/10313948 
[2] Kyrgyzstan Inquiry Commission (KIC).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Events in Southern Kyrgyzstan in June 2010’, Kyrgyzstan Inquiry Commission (KIC), May 3, 2011.
[3] Government of Kyrgyzstan. "Comments by the Government of Kyrgyzstan in response to the report of the Kyrgyzstan Inquiry Commission into the events in southern Kyrgyzstan in June 2010". http://reliefweb.int/report/kyrgyzstan/comments-government-kyrgyzstan-response-report-kyrgyzstan-inquiry-commission 
[4] Sabol, Steven. "The creation of Soviet Central Asia: The 1924 national delimita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 14.2(1995):22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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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nic violence of south Kyrgyzstan in June 2010:A study on the political balance
Guo Ch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710000, Shaanxi)
Abstract: In June 2010, a violence conflict between Uzbeks and Kyrgyz living in south Kyrgyzstan, occurred which was firstly due to the tense inter-ethnic relationship in southern Kyrgyzstan.  The uns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after Bishkek’s revolution of April 2010 have made this relationship more wore. And this situation was promoted and employed by Bakiyev’s supporters to damage the interim government. Turmoil environment in Kyrgyzstan had been caused for many times because the balance of Kyrgyzstan’s political for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was broken by the president monopoly power through the nepotism and corruptio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violent events in June, 2010, the outer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generally took some indirect forms rather than to intervene militarily this violenc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Kyrgyzstan should correctly locate itself in outer geopolitics and deal with the political balance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Key words: Kyrgyzstan;Ethnic violence;Bakiyev;Political balance

时代人物杂志社--唯一官网   2017-04-10 19:39:33 作者:www.ems86.com 来源: 文字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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