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带一路”倡议的远期愿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在2014年11月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王毅外长做了更为具体的阐述，即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套路，探索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29]。《愿景与行动》也强调，“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在共建过程中应该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亚洲区域多边开发组织，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国和创始国，承诺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申请期间，美国对包括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在内的部分欧洲和亚太盟友施压，要求其不加入亚投行。然而，上述国家最终决定加入亚投行，也引起美国国内自身对于是否加入亚投行的反思。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内的多名高官在多个场合表示亚投行“治理标准和透明度是否符合国际标准”公开质疑[30] 。同时，部分国际舆论夸大“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战略意图，认为美国的衰落不可避免，美国被排挤在中国主导的亚洲地区秩序之外。
事实上，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绝对实力仍然将雄踞世界首位，中国是现成国际秩序的支持者和维护者，无意挑战甚至推翻之，更无意将美国排除在亚洲之外。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公开表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积累了很多先进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治理结构、环评政策、保障条款、采购政策、借款国财政可持续性评价以及包括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在内的项目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政策要求，亚投行将充分尊重和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有关标准和好的做法，制订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保障条款[31]。“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欧亚大陆发展振兴的一个有力倡议，亚投行将对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显存地区和国际多边发展金融机构形成有益的补充，体现中国开放包容的心态。
合作共赢思想以道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为底格。《老子》全篇以“道”为核心解释世间万物变化，认为事物都是具有正反两方面，且可以互相转化，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2] 。老子的思想超越了基于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的一元论，超越了前者所主张的“二元对立”思想，摒弃了事物矛盾面的绝对对立。换言之，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和国际关系的本质并非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相互依存和联系日益加深，任何一个国家在面对层出不穷的本土、跨国、地区和全球问题时，都无法独善其身，更不能以孤立和敌对的态度处理与他国关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中国提出构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则是摒弃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霸权国和崛起国必然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理念倡导中美一种新的大国间相处模式，即双方的关系不是绝对对立和对抗的，两国可以追求双赢而摒弃零和游戏，实现良性竞争合作而避免恶性冲突。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框架下，中国并不寻求排斥和挤压美国的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空间，而是保持开放心态，积极寻求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大国利益共赢的空间。
《老子》提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33] ，阐述了有道之人的处世哲学，即并不执著于与他人争夺名利，因此天下也没有人将其当作对立面而相争。这一思想为大国如何寻求与他国的相处之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国土面积、人口、经济总量、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作用等指标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国家，以上述指标来衡量，相对于中国都“更小”。中国一贯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处理相关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中国主张避免斗争思维，以“不争”的思维换取寻求合作和共赢的机会。进一步而言，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主动出资发起亚投行，彰显了中国在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挥负责任作用的姿态，也展现了中国主动为地区发展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这也是对老子单纯“不争”思想的超越和创新。
五、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和途径：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愿景与行动》文件指出，“一带一路”共建原则包括：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开放合作非排他，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从实施路径来讲，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对接合作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灵活弹性、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不刻意寻求建立新的合作机制，争取依托既有的双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框架开花结果。
具体而言，共商、共建、共享包含几个要义：第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给沿线国家强加落实中国版的“欧亚大陆发展纲要”，中国不强求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也不事先预设区域一体化的具体目标，而是在自愿参与、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开展合作。第二，在“一带一路”沿线，各主要大国和地区及国际多边组织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涉及互联互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地区合作倡议，比较典型的包括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印度“季节”计划、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经济合作、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推动的泛亚铁路计划和亚洲高速公路计划、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欧洲—中亚交通与能源倡议等。“一带一路”是非排他性质的合作倡议，不是零和博弈的对抗游戏，更不是对已有合作倡议的排斥、挤压和替代，中国与俄罗斯、美国、印度、欧洲等在各自倡议下可以进行对接，形成良性互动的氛围。
老子的思想体现了理想主义和和平主义情节。《老子》中有这样一段对于国家间应该如何相处的论述，“大国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34] 。这表达了一种国家间应当和睦相处的理想主义理念，他认为小国与大国的关系不应该是强迫和强加的：大国对小国应当谦下，就能取得小国信任；小国对大国尊重，就能被大国信任[35] 。同时，他也阐述了用兵之道，所谓“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36] ，即有武力一方应该宽容忍让、以退为进，而非主动谋取积极进攻。
老子的思想体现了对主动使用武力、强权政治的反对。他提倡国际关系中的和平主义，主张无论国家大小和国力强弱，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将自身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基于自愿原则，中国不强迫任何国家加入、也不将自身对如何落实该倡议的看法和意志强加于任何国家。中国提出“积极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37] ，通过与部分国家签署合作备忘录、地区合作和边境合作的备忘录及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方式推进倡议落实，这不仅是对中国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相互尊重”原则的重申，也是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的核心体现。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龚婷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外交上的重大理念和实践创新，它集合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涵盖范围（西部的开放和陆权的回归），提出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坚持正确义利观）、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倡导“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远期愿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的原则和途径（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都包含着中国传统思想要素，具体包含：儒家以诚信、施行仁义为核心的修身为人治国之道，主张践行仁义和主张“义先于利”的义利之辩，以及道家的朴素辩证法、大国小国相处之道、反对强权政治的和平主义思想等。在中国逐渐成长为地区和全球大国的过程中，传统思想浸润下的中国外交思想将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部分。“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理念，将儒家、道家所述修身、为人及治国之道进一步升华到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高度。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 传统思想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涵盖区域：西部的开放和陆权的回归
根据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2]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联通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经过广大腹地国家。“一带一路”所涵盖的沿线区域包含着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意义。
国内层面，“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区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由于历史传统、产业基础、区位优势、政策导向等原因，东部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在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上远超过西部地区。尽管2000年以来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长足进步，然而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瓶颈制约仍然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贫困面广量大、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的问题仍然突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的任务仍然繁重，西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区域发展的“短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3] 。根据《愿景与行动》，在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的交流合作中，新疆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山西、甘肃、宁夏、青海将发挥各自的要素及区位优势；在北面向俄罗斯和蒙古的开放中，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将发挥独特的联通优势；在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开放中，广西、云南甚至西藏都将成为重要的门户。可见，西部地区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和窗口。
国际层面，近代以来美国、欧洲、日本及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方向，而“一带一路”背景下向西及整个欧亚大陆的开放将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根据《愿景与行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方向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从重点打造的经济走廊来看，一带一路涵盖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并将推动与中巴和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紧密对接。可见，几乎整个欧亚大陆[4] 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开放和合作的重点区域。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欧亚大陆国家。从地理上来看，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最东段，中华文明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地理范围也以欧亚大陆东端为限。中国历朝历代对外交往的主要对象也位于欧亚大陆，纵贯近2000年的丝绸之路长期以来是联通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最主要通道。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在地缘空间上对自身定位向欧亚大陆的回归。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向来有着“陆权”和“海权”之争，中国被认为“主要是一个陆权国家”，中国的历史是“陆权国家的成长、发展、衰落以及再度崛起的历史”[5]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古代危及历代王朝安全的外来威胁主要来自于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这决定了防御的主要方向和重点来自于陆上而非海上。尽管明朝期间中国曾是一个航海大国，书写了“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历史，同时在东部沿海也面临倭寇的侵扰，然而明朝的“禁海”政策也说明，陆上安全在中国古代对外防御中的主要矛盾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
清代后期以来，中国逐渐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外防御也面临着“塞防”和“海防”孰重孰轻之争。西方列强从海上方向以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使清政府被迫改变“闭关锁国”的状态，《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强迫清王朝通商开埠，被动地打开了中国内地通往东部海洋的通道。与此同时，沙俄趁机侵扰中国北部边疆地区并蚕食领土，通过《瑷珲条约》强迫清廷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俄国，并要求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中国土地改由中俄共管。
在这一大背景下，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展开了争论。林则徐和魏源为“海防派”奠定了基础，林则徐指出“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6] ，表达了对海防的关切，魏源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中提出了系统的海防思想，并主张“宜师夷长技以制夷”。“海防派”认为，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边疆不应该再成为地缘防御的重点，而海上威胁前所未有地上升为主要矛盾，即“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7] 。当务之急，应该将海防作为重中之重，“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8] ，并主张可以裁撤甚至停止对塞防力量的财政支持，“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覆灭，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9] 。同时，李鸿章也强调，海防和塞防二者不可兼得，只能择其一为重点，否则财政羸弱的清政府难以支撑，即“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蹙者哉”[10] 。
“塞防”的支持者则认为，塞防与海防二者并重。新疆在战略防御上具有决定全局的战略性意义，新疆安危事关整个中国北方及清王朝统治中心的稳定，“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11]。他反对裁撤塞防军饷，“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戌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12] ，并指出减少塞防支出的危害远远大于减少海防的支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13] 。
简而言之，就中国的自我定位和世界观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在学术上的意义在于它既是对中国作为一个欧亚大陆国家身份的重新确认，也是对中国将对外关系交往重点向欧亚大陆的回归。在推进这一倡议的过程中，中国面向包括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中东欧等地区在内的欧亚大陆的开放，至少被置于与近代以来中国向美、欧、日及亚太地区开放同等重要的地位。
不同点在于，中国古代重视“陆权”的逻辑基础在于将西北部方向的外部力量作为防御对象、将内陆地区特别是新疆作为防御的前沿地带，本质上是带有强烈防御性质的对外及国防政策，具有内向性的特征。然而，“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以区域经济合作为核心的合作倡议，致力于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提升欧亚地区的互联互通及经济融合水平，核心是寻求合作与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政策，具有鲜明的外向性特征。
二、“一带一路”倡议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坚持正确义利观
“一带一路”沿线涵盖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体现了中国对于提振“南南合作”的思考和倡议。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关系中，新一届领导人在外交上的重要新理念则是强调树立正确义利观。具体而言，政治上要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那些与中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对方利益，开展合作时要注意多予少取，早予晚取，绝不搞损人利己，以邻为壑[14] 。外交部长王毅也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与责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15] 。
“正确义利观”要求在义和利之间兼顾，从而做到义和利的平衡和共赢。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处理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包含的要义如下：第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基本身份定位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定位和认同决定了双方处在相似发展阶段，面临与之伴生的相似的发展问题，中国应该明确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政治决心，这有利于凝结双方共同利益。第二，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层出不穷的跨国问题，这要求中国与在追求本国利益的时候兼顾他国的合力关切，彰显中国是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正确义利观”有着深厚的儒家思想背景，施行仁义是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孔子提出“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16]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7] ，从价值观上主张个人以仁义修身立本，并从“义”和“利”出发对道德高尚者和品质低下者做出了明确区分。
孟子则进一步将义利之辩上升到对国家利益和治国之道的讨论中，主张仁义而非利益应该作为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在回答梁惠王关于“将有以利吾国乎？”的问题中，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18] ，核心在于主张君主应该将义置于利之前，体恤民情并施行仁政，使得人民归心于君主。孟子还主张君主应该实施王道而非霸道，最终可以达到不使用武力而使天下归心的境界，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19] 。
中国领导人关于“正确义利观”的思考则是把儒家的义利之辩从个人修养、君主治国之道上升到了不同国家间相处之道的高度，对国家利益作出了新的思考。尽管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国家间处理关系需要建构规范。“正确义利观”体现了中国对于这些观念的思考，通过“更多考虑他国利益，多予少取，早予晚取”，在外交中体现“仁义”和“义先于利”的精神，落实对于他国利益的关切和照顾，形成与“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良性互动的氛围。
三、“一带一路”倡议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倡导“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周边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周边形势的稳定与否、我国同周边关系的好坏与否，将直接决定我国的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也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关键。周边外交一直是我国整体外交中的亮点，新一届领导对中国整体外交布局做出了新的布局，周边外交的首要地位在外交全盘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强调要“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20] ，进一步确定了把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定位国家对外关系的重点和外交的优先目标。“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的东南亚、南亚、中亚、俄罗斯及蒙古都是我国周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和地区。
在倡议框架下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需要遵循“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在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其要义包括：一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二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三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21]。
以“亲诚惠容”的观念来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体现了中国以平等、诚信、相互关爱的兄弟之谊对待邻国的理念，并将儒家所述修身为人治国之道升华到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高度。论语有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22]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3]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24]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25]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26] ，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7] 的治国之道，并在齐宣王询问曰“交邻国有道乎？”时提出“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28] 的主张，体现了与他人相处和君主治国中应该遵循平等之道、诚信之道、相互关爱之道。“亲诚惠容”理念秉承上述典籍的精髓，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精神核心融入到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指导观念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