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系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工作站指导老师、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指导老师。

    参加了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

　　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郑新立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经济，1981年毕业进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这几年的学习和经验积累为他以后的经济理论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1987年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研究室工作的13年，更是为他日后从事经济研究理论工作起到了巩固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从学者型高官到中国新型智库负责人，郑新立一直处在中央决策、治国理政与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并致力打造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智库建设写入了《决定》，使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民主决策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智库有三要素：第一是独立性（独立思考）；第二是研究水平；第三是社会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强化智库的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来提高智库的研究水平，更好地服务我们国家的各方面建设，这是智库建设的核心。

　　如何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最大难点

　　人民论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您认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当前面临的最大难点是什么？该怎么办？

　　郑新立：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数量不多。中国特色的智库跟美国的智库相比，从数量上看，美国有两三千，我们也有两三千。但是，中国的智库绝大部分都是在党政机构内部，都是内设（即智库人员属于公务员）。美国的智库全部都是基金会、个人资助、或者靠市场筹集资金；或者建立者先提出报告，有投资人有意愿出资，那智库就建立起来了。当然，其中有一种竞争机制，假如你写的报告没有人采纳、没有人出资，那就不适合从事这一行业。

　　中国智库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公务员可以集中精力搞研究，但是搞不好就变成了党政领导的秀才班子。给领导提建议是智库的主要职能，然而，有好多人就是看领导的脸色行事，揣摩领导的意图，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对中央文件的解释解读，而不去提出建议，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将来我们党的机构内部也要建设智库，但是智库人数要尽量少一点，大力发展一些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些不吃财政饭的民间智库。我们民间智库提出的建议可以提供给党的机构内部的研究室供他们参考，他们也可以从我们这里吸收营养，来向各级领导部门提出一些建议。

　　智库有三要素：第一是独立性（独立思考）；第二是研究水平；第三是社会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强化智库的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来提高智库的研究水平，更好地服务国家的各方面建设，这是智库建设的核心。
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的不同

　　人民论坛：您所负责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一家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有怎样的不同？是怎样运营的？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官方智库的最大不同就是我们不吃财政饭，没有财政支持。我们中心目前采用的运营方式，首先是用基金的增值收益，支持公益性课题研究，基金现在有3个多亿了，绝大部分是央企提供的；其次，咨询收入；第三是课题费的收入，就是政府购买服务，我们搞一个课题挣一回钱；第四，会员的收入。另外，我们也会给一些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当然有些企业是我们的会员，但主要工作是给地方政府、国务院各个部门提供服务。

　　目前，我中心为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企高管工资改革的建议、为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关于法治建设的提议、关于国家安全体制的提议等。最重要的是在宏观调控方面提了几条建议，我们提出，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要扩大内需、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的货币政策，还在当前扩大内需的重点、投资的重点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议。最主要有两条，第一是建议用外汇储备支持企业走出去；第二是建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国智库亟待创新，西方理论解答不了中国问题

　　人民论坛：与西方国家顶尖智库相比，中国智库要想引领世界思想理论潮流，我们的差距在哪？

　　郑新立：差距主要还是在于我们研究的质量，独立思考的能力。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他们的研究做得很深，研究人员有80多人，每个人有两三个助手。在美国，如果在布鲁金斯学会当了研究人员，有一张办公桌美国人都会另眼相看，这是一个高素质美国人的象征，所以布鲁金斯学会的人讲话，各种人都会聆听，证明这个人信得过。智库的研究人员应该成为新媒体的主要思想传播者，扩大中国智库在全世界的影响，让中国的智库讲话时全世界来聆听。差距还体现在美国人善于提出建议和创新，我们在创新力上还不足。

　　人民论坛：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日新月异，“西方理论解答不了中国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我们该怎么办？

　　郑新立：中国的问题需要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库来提出解决的办法，西方只能提供一些参考和引导，不可能让西方人为中国的经济提出建议，他们也不了解。因为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有13亿人，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一样既是发展中国家，又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中国的专家不断汲取人类的智慧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才能提出合理建议。

　　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

　　只有房价稳，物价、市场、经济才能稳

　　人民论坛：房价是当前中国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前不少城市房价同比均呈下降趋势，有人认为这只是短暂回调，很快就会止跌回升，而有些人认为房地产可能会崩盘，您怎么看？

　　郑新立：房价要稳定、要适度。房价不管是上升还是下降，对整个经济都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因为房价上升吸纳了老百姓的购买力，全家都为买房子花钱，别的消费却没钱了；房子变得不是消费品而成为投资品，所以就容易产生泡沫，一旦出现泡沫，就对整个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经济的稳定关键看市场，市场的稳定关键看物价，物价的稳定关键看房价，所以只有房价稳，物价、市场、经济才能稳，如果房价波动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没有好处。

　　房价稳定的关键是增加房地产建设的土地供给。过去，我们对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供给控制得过严，这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近年来，观测房价涨落的相关指标，其关键因素是土地的收储量，如果土地的收储量增长得比较快，房价就往下跌，如果收储量减少，房价就上涨。而土地的供给掌握在政府手中。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建设用地市场，那么，大量农村闲置的建设用地、过多占用的建设用地就可以把它置换出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农村建设用地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城乡的建设用地与市场隔离开了，人为地隔离了与市场的内在联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农村土地改革的重大措施：第一，允许承包地抵押担保转让；第二，允许宅用地抵押担保转让；第三，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建设用地市场。要是通过这种改革，把农村的那些闲置的建设用地置换出来，将满足城市建设用地的需要。

　　现在的情况是土地供应的短缺，造成房价过高。而一些限购的方法，不是市场经济的办法，违背了客观规律。所以，要用增加供给的办法来平抑城市的房价。

　　加大改革力度，释放经济潜力

　　人民论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概念，我们该如何认识与理解？

　　郑新立：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新常态”，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不追求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在我看来，“新常态”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可能性不大，但是保持7.5%左右的增长速度还是有可能的。

　　如果我们各项改革到位，到2030年之前保持8%的增长速度还是有可能的。假如增长低于7%，增长潜力就不能发挥出来，各方面矛盾会暴露出来，那就不应称之为“新常态”了。我在《以改革新突破释放发展新动力》文章中提到要加快四大改革，释放四大潜力。第一是改革户籍制度，释放城市化的潜力；第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释放农业现代化的潜力；第三，改革金融体制，释放资本存量的潜力；第四，改革投融资体制，释放民间投资活力。如果再加三个就是：改革科技体制，释放创新的潜力；改革税制，加快第三产业增值税改革，释放就业需求的潜力；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扩大就业等。把这些潜力释放出来，保持7.5%完全没有问题。不改革的话，潜力就释放不出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
为官为学的智慧与经验

　　检验领导干部能力，关键看有没有真才实学，不在于学历高低

　　人民论坛：作为学者型领导干部，您是学者中的高级官员，官员中的大学者，您如何看待为官与为学之间的关系呢？

　　郑新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美国有一个智库和政府的旋转门，比如奥巴马上台的时候，有三十多个智库学者在奥巴马身边当官。当然，奥巴马下台后，这些人又会回到智库中继续原来的研究，所以，智库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身份是不断变化的。我们智库里的一些研究人员也应当到政府中去工作，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水平。

　　当前各级领导干部学历层次越来越高，不少具有博士学位，但不少领导干部在具体行政事务中逐渐荒废了学术追求。一些在职博士，因为他的知识结构并没有随着学历提高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使得博士学位贬值。检验一个领导干部的能力，关键还是看有没有真才实学，不在于学历的高低。有没有学问、能不能提出独立的见解、有没有领导能力、领导水平怎么样，这些都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我们要改变这种过于追求高学历、甚至荒废自己工作的风气。

　　千万不能用老经验来解决新问题，要不断地学习、思考

　　人民论坛：您有哪些为官为学智慧与经验与广大读者分享？

　　郑新立：不管是为官还是为学，首先要深入实际，深入地调查研究有关问题，能够在重大的经济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这种见解要随着实际的变化去更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先后工作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计委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等中央部门，现在到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都在智库里工作。工作这么多年，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千万不能用老经验来解决新问题，否则必定会南辕北辙。要不断地学习、思考，要不断地深入实际，这样才能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提出正确的建议。我这辈子在智库工作，提建议，有时候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有时也会提出错误的建议。不管如何，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从实际出发。

　　人民论坛：在帮助中央决策的过程中，您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为什么？

　　郑新立：最难忘的应该是1998年的一件事情。1997年底，当时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提出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要超过8%。但是，到了1998年4月，经济下行压力变大。根据我、任荣、欧阳靖三人的分析，要保证增长速度达到8%，还得增加投资2000多亿，如果没有2000亿的投资，8%是保不住的。于是，我们给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曾培炎同志提出了建议，要通过发行1000亿的债券，来带动需求。当时，我们写了1000多字的计算报告。曾培炎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从实际出发，敢于担当，实事求是，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并上报给国务院。这一建议很快获得总理批示，经济立马就活起来了。如果没有这些项目的提出，可能连6%都保不住，就不要说7%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

　　（人民论坛记者陈阳波、宦宸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