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内容概要

　　作者：上海市委党校发展研究院　邹磊

邹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

　　邹磊，男，1986年生于上海。现为上海市委党校发展研究院讲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04—2013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分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国际问题研究》、《国际政治科学》、《国际观察》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并共同主编《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目前的学术研究兴趣包括“一带一路”战略、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周边外交、中国企业“走出去”等。

　　从公元前 2 世纪张骞西域凿空到公元 15 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漫长岁月里，穿越广袤的草原、沙漠和海洋，欧亚之间长期活跃着一条以丝绸贸易而得名、由不同货物、原料、港口、城市、驿站、思想、文化、宗教和民族结成的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信仰之路，此即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在近代西方兴起之前，这曾是全球最重要的地缘经济组合和宗教文化纽带。2013 年 9 月，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正式将 “一带一路”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本书旨在从历史和比较的视野中系统分析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历史条件、现实考量、理想图景，以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具体举措、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

　　一、研究视角：历史与比较

　　作为新时期中国政府明确提出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对“一带一路”的考察至少存在着两个参照系。一是与古代丝绸之路的纵向比较，二是与中国—中东“现代丝绸之路”的横向比较。相应的，本书的核心关切在于，如何理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性和战略性？更为具体地，本书重点关注讨论了以下三个相互交织的问题：

　　首先，相较于古代丝绸之路，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延续和时代特征，尤其是在地缘、贸易和宗教等关键方面体现出怎样的古今异同？

　　其次，相较于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东之间“自发”兴起的所谓“新丝绸之路”或“现代丝绸之路”，如何理解新时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性，尤其是其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谋划？

　　第三，围绕“一带一路”的战略谋划，如何理解中国即将或正在实施的建设举措，对于在此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现实或潜在的风险应该如何评估与因应？

　　研究思路上，首先，通过对古代丝绸之路发展史中三大核心问题（地缘、贸易与宗教）的再思考，获取理解“一带一路”的历史视野。其次，通过对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东“现代丝绸之路”的深入剖析，获取理解“一带一路”的当代参照。第三，在与古代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东“现代丝绸之路”的双重比较视野中，深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谋划。

二、战略意义的解读：近期的现实考量与中长期的理想图景

　　作为重大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分别体现或蕴含了中国在近期和远期两个层面的战略谋划。从近期的现实考量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进一步推动西部开发与向西开放，通过“走出去”的方式缓解国内产能和资本的过剩问题，通过能源进口（来源地、运输方式、计价结算货币）的多元化维护国家能源安全，通过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投资贸易便利化来贯通欧亚大陆间的贸易路线。这些考量既包含对中国与中东“现代丝绸之路”内在局限性（如石油进口中东化、过度依赖沿海贸易和海上运输、美元计价结算等）的超越，也体现为中国对一些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或进展的回应。

　　从中长期的理想图景来看，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扭转长期以来经济重心沿海化、东西部发展和海陆开放严重失衡的现状，实现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海陆地缘平衡，构筑东西互济、海陆统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形成中国国内市场和亚欧大市场的协同联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扭转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不平等的三角贸易结构，将中国的资金、商品、技术、装备、工程、劳务、人民币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能源、市场相结合和联动，建立起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等、共享、共赢的新型经济循环，从而开创南南合作的新局面。因此，作为新时期中国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不仅体现为对欧亚传统贸易路线的复兴或是本国能源进口的多元化，更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中国对于未来国内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长远战略谋划。事实上，这也是“一带一路”有可能超越古代丝绸之路和中国-中东“现代丝绸之路”，从而真正呈现出战略意义之关键所在。

　　三、点面结合：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具体举措

　　本书着重考察了中国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所开展的政治安排、金融合作、互联互通和次区域合作。围绕“一带一路”，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际等各个层面进行了大范围和密集性的政治动员和政策协调，使这一新兴倡议迅速成为当前中国内政外交中的核心议程与话语。尽管内外的政策调适仍在进行中，但已为后续的推进工作奠定了初步的政治基础。在金融合作领域，中国形成了货币流通（人民币）和融资支持（美元）两条主线并行的推进方式。一方面，在资本项目暂时不可兑换的背景下，中国通过本币互换、本币结算、本币直接交易、海外清算网络和离岸中心建设等举措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中国也积极依托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进行一系列的开发性金融布局，为沿线尤其是亚洲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能源开发提供融资支持。正是依托中国强大的资金优势和工程基建能力，近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跨境铁路、跨境公路、油气管道和港口建设为主体的互联互通进程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被注入了新的动力。这不仅有助于欧亚之间海陆贸易路线的贯通，促进中国贸易通道和能源通道的多元化，也将给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带来巨大的契机。在次区域合作领域，正如新疆、宁夏和广西的情况所显示的，中国越来越注重将国内区域发展、对外开放和外交布局相统筹协调。在此过程中，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始终是推进沿边、内陆和沿海省区与周边地区次区域合作的最大动力，而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也是国家总体战略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支点。

　　四、“一带一路”涉及的宗教因素

　　宗教与贸易、信仰版图与政治版图的互动关系是理解古今丝绸之路演变的重要线索。古代海陆丝绸之路的伊斯兰化深刻地改变了沿线既有的多元宗教生态，形成了自西向东的“伊斯兰走廊”，奠定了当代伊斯兰世界信仰版图的基本格局。在此过程中，贸易往来和政治扩张成为了伊斯兰教传播的主要动力，而由伊斯兰教强势崛起引发的中亚政治动荡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陆上丝绸之路贸易通道的衰落。进入21世纪以后，无论是中国与中东“现代丝绸之路”还是“一带一路”上，宗教、贸易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存在着极强的历史延续性。本书对义乌和宁夏的考察分别展现了宗教与贸易互动的两个面向。一方面，新的贸易契机促进了宗教的传播；另一方面，天然的信仰纽带开启了经济合作的新空间。然而，正如作者对中国与中东“现代丝绸之路”的讨论所表明的，无论是义乌的穆斯林人口增长或清真寺建立，还是中国生产的伊斯兰用品在中东的风靡，其背后的主导性逻辑都是石油、美元与中国制造及其衍生形式（石油美元与商品美元）现实或潜在的循环交换。在此过程中，宗教因素固然是重要的媒介，在本质上却仍是这种三角循环的嵌入性和附属性因素。同时，对宁夏与阿拉伯世界次区域合作的讨论则表明，宗教因素也嵌入在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框架中。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宗教与贸易的相互促进不只是历史的简单再现，宗教因素的双重嵌入意味着经济逻辑和政治版图仍是激活或制约信仰版图的主要力量。本书的研究也表明，就宗教扩张/复兴对贸易路线和政治版图的冲击破坏而言，古今丝绸之路存在着高度的延续性。在造成古代陆上贸易路线中断的诸多因素中，伊斯兰势力持续性的军事征服和宗教扩张无疑居于重要位置。今天，在国家间大规模军事冲突可能性大大降低的背景下，宗教扩张再次成为了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五、对一带一路的风险评估与前景展望

　　作为一项地理覆盖范围空前广泛的超大型洲际经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沿线的地缘政治关系和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各国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差异巨大，国内风险、跨境威胁和大国博弈相互交织。这就意味着，尽管“一带一路”蕴含着构建活跃的亚欧大市场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潜力，但各种固有与新生、潜在与现实的挑战却仍有可能对其造成严重干扰。特别是就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言，它涉及的国家众多，与领土、民族、宗教、人口的联系较海上丝绸之路更为紧密，相应的合作成本和内外风险也更为显著。

　　中国应当避免对“一带一路”抱有过于浪漫主义的乐观期待，而是更为耐心且充分地估计未来可能面临的困难。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尽量在审慎节制与积极有为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国力的限度与边界，注意量力而行和循序渐进，不刻意追求改变特定地区的传统力量格局或削弱特定大国的传统影响力。另一方面，加强在金融、互联互通、资源能源、投资贸易便利化等领域的合作布局，积极构筑多层次、多渠道的海外利益保护网络，并借助各种双多边机制为沿线节点国家政治危机和重大地区问题（如阿富汗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提供“中国方案”。

　　六、“一带一路”：中美战略互动新空间

　　与古代丝绸之路相比，新时期的“一带一路”早已超越了欧亚大陆内部合作的范畴，作为全球性大国的美国尽管身处域外却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相关方。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国际化，两国未来势必将围绕“一带一路”开展战略协调。在政治上，“一带一路”倡议既不是要以所谓“西进”对冲美国的“战略东移”，也不是要建立起“中国版门罗主义”，将美国的影响力排除出欧亚大陆。在经济上，“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要通过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抑或组建“中国版经互会”与美国分庭抗礼，更不是要最终建立一个以中国主导取代美国主导、以人民币本位取代美元本位的国际经济新体系。在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相对消长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完全有可能成为两国构筑新型大国关系、开展良性互动、实现合作共赢的新空间。尽管目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态势凸显，但未来彼此在维护中亚和中东地区稳定上的合作可能却在上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