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研究部主任 梁海明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引起各国民众以及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在西方媒体中，路透社、法新社、美国《华尔街日报》、日本《外交学者》等均发表了多篇报道评论；在东南亚地区，《印度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菲律宾新闻社等也纷纷进行跟踪报道。这些报道既讨论了“一带一路”对我国提高国际地位的意义，也较为中肯地体现了这一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益处。
然而，受到文化冲突、现实利益冲突等因素影响，国际舆论在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中也作出了不少负面评价，甚至存在抹黑的情况。比如，有部分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或是针对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挑战。有俄罗斯、日本等地学者担忧“一带一路”将挑战现有区域乃至全球经济体制，排挤其他国家的利益，部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则担忧“经济控制”或是中国意图掠夺当地资源等。
如果不能扭转他国对“一带一路”的种种错误理解和印象，轻则我国企业在海外难以受到接纳，重则“一带一路”倡议可能遭到来自一国甚至多国联合的抵制。假若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我国企业的产品、服务多么过硬，管理理念如何先进，“走出去”的努力可能都将事倍功半。
因此，外宣部门要为“一带一路”倡议营造更有利国际舆论环境，协助企业深入沿线国家投资。当前的海外传播模式也须作出改变，不但要深入地、细致地进行国别研究，也应更多关注哪些内容外国受众更容易关注、哪些传播方式受众更乐于接受，以及什么样的语言受众更易于理解等。
首先，“一带一路”的海外传播要避免单一聚焦政治，忽视金融、文化领域的宣传手段。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我国政治领域的大事，更是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一大步推进，然而当前在对外推广中，仍以新闻尤其偏政治方面的报道为主。但“一带一路”想要得到沿线各国的最大程度认同，要避免过去“唯政治论”（过度展示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的态度），应当把推广的突破口放在金融、文化等领域。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逐步一体化，各国金融系统愈趋深层次联结，金融渐渐成为一种国际共同“语言”，各国民众对股市、外汇市场、债券市场、重金属价格等共同的体验，已产生了广泛“通感”，面对金融市场的表现，语言、风俗、民族、国籍都不再是障碍。因此，在金融领域，用通用的金融“语言”来宣传新时期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可大大增加这一倡议对沿线各国民众和机构的吸引力。
外宣部门应当让沿线各国更深入地了解我国作为地区性的经济、金融大国，在区域经济稳定中的重要角色。在过往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在稳定亚洲经济波动中也承担了巨大责任。在此基础上，我国可联合沿线国家搭建区域性的金融合作网络，并尝试将已在沪港通中实现的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拓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样不但沿线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能感受到合作带来的益处，各国普通民众也可以分享我国经济繁荣的红利，以及“一带一路”带来的崭新投资机遇。
同时，当前的全球化也不仅仅是资金、资本等在全球经济领域流动，语言、文字、艺术和思想价值观等各种文化要素的全球化不可忽视。文化认同往往具有奇异的力量，可以打破地理的界限，甚至促使受众对境外的某种文化认同程度高于自身文化，这种效果过往在美国、日本文化产品的全球流行中已多次被证实。在“一带一路”的文化领域，我国可用与沿线国家有近似性的少数民族进行文化交流，讲述更多软性的我国故事，同时展示我国文化的精品和深厚底蕴。
要令沿线国家对我国推行“一带一路”的未来增强信心，我国还应考虑加强文化领域的双向传播，即除了对外宣传外，也多向国内宣传、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增加国民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和兴趣，这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所强调的开发、包容和相互促进。
其次，我国“一带一路”的海外传播工作应避免以相同的内容，在不同国家沟通。
“一带一路”沿线至少包括四种文明，近百个国家和上百种语言，由于每个国家所处的环境、自然条件、宗教、语言、民族和政治制度不大一样，对外来信息的接受习惯也不尽相同，我们必须应该考虑对方民众最基本的认知逻辑，选择好语言和途径。
例如仅以基建而言，海岛国家和内陆国家所需要的交通基建就大有分别，研究更显示，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在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都有根本性的不同，“一带一路”的宣传必须进行针对性工作，并且对不同的效果有心理准备。除了不同的内容外，另一个重要的技术性问题是针对不同文化须用多元化的翻译语言。如果仅仅将我们要传达的信息内容集中用中、英两种语言，则不但难以迅速打动其他文化的国家，更容易让不以英文为主要语言的国家产生被冷落、被忽视的感受。
如果更深入地来看，当涉及到国际政治和利益格局，问题就更为复杂。笔者注意到，俄罗斯舆论近期大幅增加了对“一带一路”的探讨，其中对“一带一路”表达了不少疑虑，例如担心北京至莫斯科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成，中国民众驾车数日便可直达莫斯科，会导致俄罗斯境内华人越来越多。再加上俄罗斯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低已带来人口危机，长久以往，居俄华人将会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少数族裔。在这种人口的巨大差异和漫长的边界下，不少俄罗斯舆论对我国“一带一路”这种增进两国经贸合作、增加人员往来以及互联互通的政策，既欢迎，又担心。
俄罗斯方面更为担心的是中亚国家向我国越来越靠拢。“一带一路”上有不少中亚国家原本是前苏联的加盟国家，一直被俄罗斯视为其战略、资源和商贸等的战略要地。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加强与中亚国家在能源、经贸和基建等领域合作，令俄罗斯警觉，担心我国势力越来越迫近俄罗斯的后花园，我国未来会取代俄罗斯成为中亚地区的主导国家。
如果我们以此角度细致地展开分类研究，更会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我国家关注点各不相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会更改当前国际秩序；包括俄罗斯、印度在内的新兴大国，则关注我国会否削弱其势力范围；发展中国家则在盼望我国加大投资的同时，担忧会侵夺其资源。因此，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也要以这些不同国家最近的、最关注的、最具体的关注点为起跑线，设定不同的主题。例如对欧美，应强调我国并非要与美一争高下，对于新兴大国则要强调尊重他们在不同地区既有的地位等。
对于这些问题，除了国家高层要全盘考虑，尽量照顾好各国的利益和既有的国际格局外，外宣媒体和民众也要求同存异，避开分歧，在宣传和沟通中避免刺激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神经，争取共赢的局面。
从积极的角度考虑，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初期，如何能够成功协调好与沿线国家的利益，减少他们疑虑，邀请到更多合作伙伴与我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那么也将成为未来合作的范例，为推动“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带来更大的助力，为我国的企业“走出去”打造一个更加理想的投资环境。
再次，需要注重内外有别，避免自说自话，注重“双向沟通”。
“一带一路”引发的误解、猜测，一方面固然与部分西方媒体的刻意抹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在对外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采用了在国内惯常的“单向灌输”，没有做到“内外有别”，导致无法形成良性互动有关。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海外传播中，不时出现一些虽然在国内很常见，但在国际上并不恰当的措辞，例如“战略大通道”、“桥头堡”语言带有军事色彩，容易引起沿线国家的警惕和抵触心态，令别国民众对“一带一路”的目的产生不必要的质疑。
在对外宣传“一带一路”倡议中，无论政府机构还是媒体，或是参与其中的国人都应时刻提醒自己“内外有别”，区别对待国内外的沟通对象。例如媒体在报道中应减少“以我为主”，大力歌颂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中作出的努力，更应加强报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情况和他们参与的程度、成绩，以此增加沿线国家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感；更要强调合作、共赢的理念和思维，在措辞上最大程度传达出合作的善意。
“一带一路”倡议包含有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内涵。但当前民间舆论和媒体在提及“一带一路”时，却常常片面地强调“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带来利益，较少谈及我国在当中的利益，外宣部门原意是希望沿线各国可尽快接受、认同“一带一路”发展理念，推动各国与我国在此框架下展开合作。不过，这种方式在沟通效果上往往事与愿违。
由我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若顺利实施，将为我国自身带来庞大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若对本国的利益避而不谈或少谈，容易导致国际社会认为我国在隐瞒实情，为海外舆论留下诸多不良的想象空间，更有可能导致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借机炒作，国际话语权旁落之余，还会给我国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另一种“片面展示”则是有些官方媒体对我国的情况倾向于多说成绩，不承认或少承认我国的举措或是我国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失误和不足，同样容易引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警惕和畏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中国的强大已是事实，如果媒体再反复强调我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崛起，看起来毫无缺点的超级强国形象，只会让他国产生更强烈的危机感和逆反心理，抵触与我国的企业合作。
因此，海外传播中应该尽量展现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有成绩也有失误的真实中国，同时发出世界需要中国，但中国更需要世界的声音，对海外才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
同时，我国也应多考虑借助身在海外的“知华派”以及知名专家学者对我国从不同角度的深层次解读乃至“现身说法”，令海外舆论中的中国形象更具有真实性、可信性和权威性，以此消除沿线国家的疑虑，展现我国对于合作的真诚，才能鼓励沿线各国与中国共同打造未来的利益共同体。
最后，还需要注重在对外交流中提高自身的文化包容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多种文明、上百种语言并存，文化巨大差异下往往容易产生误解和摩擦。因此，除了企业、政府与外宣媒体要转变观念外，我国也应当针对“一带一路”展开对国民更多的教育和宣传，国人和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都要从我做起，包容不同的文化与文明，注意自己的举措和言论，避免让国外民众产生不必要的疑惑。
笔者建议，应当倡导我国的普通民众在对外交流中，注重提升自身大国国民的风范，进一步向沿线国家释放善意、消除误解，展现中国民众谋求和平发展的诚意，从而扩大我国与各国之间人文交流的深度、广度。
一方面，中国民众应在对外交流中避免显露文化、经济上的优越感。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炫耀优越感都有害无益。以美国为例，美国常以经济上的、文化上的优越感，从高高在上的角度对众多国家的制度、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指手画脚，常遭他国民众的诟病、反感和抵制。
再以德国为例，当年柏林围墙倒下后，原西德大举经济援助东德，西德的民众、媒体因此产生强烈的优越感，不但以“恩主”的心态与原东德民众交往，更对前往柏林旅游的原东德游客，打出“柏林不爱你”标语及出言侮辱甚至是投掷物品攻击游客，当时引发了不小的风波，不少东德民众至今心灵伤痕仍未抚平。
随着我国国力的大幅提升，部分国人信心也开始膨胀，对于前往港澳地区旅游、购物这种互利互惠的举措，他们也出现了“恩人”心态。这不仅引发茶杯里的风波，并遭到国际媒体大幅渲染后，对国人形象更有所损害。
当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不少国家在科技、文化和经济等领域较我国落后，且部分还需要我国经济援助。对此中国民众、媒体须以美国、德国和香港的教训为鉴，收起优越感，摒弃高高在上的心态，应以平等的、友善的、互助的、合作的姿态与沿线各国民众交往、交流，以及对沿线国家抱持“文化包容”(Cultural Tolerance），展现容忍、谅解的气度。这不但可对外展现我国的大国国民风范，更可为企业、国民“走出去”，营建一个更加和睦共处的营商环境。
事实上，当今世界各大新兴市场国家，各有各独特的发展模式，部分国家的潜力和发展前景，并不比我国逊色，国人对此应有开放、欣赏的心态。例如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与中国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同，印度直接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世界的办公室”、“西方延长出来的实验室”，以高附加价值取代大量劳工，在高附加值的产业中占据优势。
虽然印度联合政府决策过程缓慢，但印度的发展模式是由下往上改变市场，其自由且富创造力的企业家在国内发迹之后，进而占领世界市场，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政府的不足之处将逐渐由市场取代以解决之，印度人的企业精神和旺盛的意志力，足以弥补许多政治缺失。（Oliver Muller,"WirtschaftsmachtIndien"）
目前我国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5倍，我国过去依靠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印度已经开始模仿。印度总理莫迪曾公开指出，印度目前需要以出口制造、公共基础和都市建设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从目前由服务业导向转为由大量的劳动力与资本带动经济增长，印度如果转型成功，很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另一方面，国人也要有胸怀天下的使命感，才能真正获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真正支持与合作。
不少国人认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我国必将以此获取他国资源、能源，为我国的利益服务。这种的想法和做法，曾经的世界第一大国西班牙、英国都曾有之，美国现有之。如果国人也存有这种观念，将难以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霸主的和平发展、携手共进之路，也会令原本对我国有期望、渴求改变当前国际秩序的国家失望，更容易令沿线国家对该倡议的动机产生质疑。
因此，国人更须有心怀天下、同舟共济的胸襟，在寻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沿线国家共同利益，以“是中国人，也是地球人”的气度和包容，更多参与全球性的议题，并为此作出应有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国人更应照顾和重视各国合理的、正当的、实际的需求和利益，只有如此才能“达则兼济天下”，最终和各国实现共赢，也为我国未来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拿到一张令别国心悦诚服的“入门票”。
另外，国人也应以身作则，发挥“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传播我国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以此进一步赢取沿线国家的认同、信任和尊重。
英国、美国的崛起，分别以“自由贸易”、“民主人权”作为价值体现，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带给世界什么价值规范？不少国人认为，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是我国带给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该如何把我国的价值规范完整体现在世界各国民众面前？对此，欧盟的经验可资借鉴。
欧盟的核心价值规范可归纳为：和平、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欧盟各成员国通过各自官方机构的对外活动，运用“五扩散”（无意识扩散、信息扩散、程序扩散、转移扩散和公开扩散）的方式，有意识地积极在国际舞台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展示自己的规范力量，此举不但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令世界各国看到不同于美国的另一种价值取向，也为欧盟在国际事务我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当然，要向世界展现“一带一路”的价值规范，除了每一个中国人应进一步在人类和平与安全、国与国之间平等与团结、经贸上的自由与公平以及人类权益的捍卫等方面，展现出胸怀天下的雅量、气度和以身作则外，我国的媒体、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也应在对外交流、合作我，通过“五扩散”发挥“规范性力量”，以此推广“一带一路”的核心价值观。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要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我国要与沿线诸国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和实现共赢，我国的企业要进行海外投资，未来充满挑战，也藏有变数。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和主导国，国人应尽力展现大国国民的风范，营建和睦共处的营商环境，赢取沿线国家的认同、信任、支持与合作，以助力企业更加顺利“走出去”，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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