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记者张乔楠报道】习近平于2013年出访中亚与东南亚国家期间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如今两年过去，华侨华人各界以及华文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讨论未曾停歇。相较之下，外媒对此关注度甚少。
今年12月，有关中国的两件大事见诸报端。一是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IMF）“特别提款权”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外的第五种储备货币；二是中国正式接任2016年20国集团主席国，习近平发表致辞强调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步步前进，面临的处境日新月异，机遇与挑战并存。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是否也在变化？日前，工作在柏林的汉学家贝蒂娜·葛兰索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她在专访中重点评析了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构想，并提及人民币国家化道路等问题，谈到中国在当下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中所扮演的角色。
《欧洲时报》：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自此之后，“一带一路”概念成为中国各界关注、讨论的焦点。从西方研究者的角度出发，请问您怎么理解“一带一路”？
葛兰索夫教授：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跨越欧亚大陆，连接南亚与东北非地区，以经济合作为重点，有其创新性，也是值得思考的。在中国国内外，这一倡议已经引发了不少讨论，比如沿线区域国家与地区如何有效参与、各方会以何种方式从中获益等等。在德语语境中，“一带一路”这样的用词还是不太好理解的。“带”，是指一个跨越多国的走廊地带，人们可以将之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路”，实际上是指一条水道，一条海上通道，它将海口、吉隆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和威尼斯等港口城市串联起来。这条海上通道也与陆上走廊构成一个大圈。
《欧洲时报》：有人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当年的“马歇尔计划”等同起来，您对此有何看法？
“马歇尔计划”由美国提出，是二战后针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国家的重建计划。有一些评论将两者等同，我认为有其背景。
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时，中国商务部收到过一份建议书，名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计划建议，中国利用自己的外汇储备，向发展中国家低息放贷。作为交换条件，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企业签订合同，由中国企业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然而，用“马歇尔计划”来对等“一带一路”不免有些片面。两者的历史环境太过不同，经济、政治背景与目标也差异很大。
“一带一路”规划其实是一个自由贸易与互联互通的构想。这幅蓝图里面，特别是物流、交通和能源安全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经展现了很不错的前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在大型基建方面收集了相当多的经验。中国对大型基建的投资，在周边邻国颇受欢迎，让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势头得以苏醒，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有助于地区性的稳定。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提供了新的强有力融资工具，让“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增加了可能性。这些都是令人振奋的因素。
“一带一路”见证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投资的增长。（图片来源：新华社）
《欧洲时报》：是否也存在让人担忧的因素呢？
不可否认，这个构想包含了许多不可低估的风险。
不可低估的风险。第一、“一带一路”意图构建的是远比现在更加紧密的联结网，中国的国内经济、外贸经济、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全部绑定在一起，一旦出现危机，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可见一斑，而且会引发连锁反应。
第二、地区性政治不稳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政府的低效执行力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安全威胁。
第三、尽管融资方式丰富了，但工程建设等大项目融资风险依然存在。
第四、基建工程可能加剧或者引发生态及环境风险。
第五、大型基建项目会给社会弱势群体（比如被迫迁居者）带来消极影响，加剧社会不公。
幸运的是，亚投行成立之初，草拟了未来投资项目环境及社会承受力的框架协议。框架协议在2015年8月与10月间公开接受社会评议。
不能否认，在信息公开、磋商协调、参与和申诉机制上，亚投行还存在明显不足，还有待改进以满足国际公认标准。
在我看来，“一带一路”蓝图里，勾勒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模板，远比推动区域性经济增长这一指标更重要。
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一带一路”规划就不能只关注建设经济与物流走廊，而应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比如结合联合国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多方协调订立亚投行的投资项目环境标准和社会保障标准。
《欧洲时报》：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能否从“一带一路”规划中获益？如何获益？
如果排除上述风险，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是可以从中获益的。比如说，“一带一路”若能与振兴欧洲经济的“容克计划”对接，双方只要建立透明的对话机制，在生态环境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交换意见，协商决定，欧洲国家的确有利可图。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公开讨论在德国和欧洲还几乎没有开始。
如果对中国媒体和德国媒体的报道进行观察，就会有这种印象，媒体对乌克兰危机、希腊改革及难民问题的关注度要远比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要高得多。
《欧洲时报》：日前，人民币成为世界五大储备货币之一，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这一篮子里。同时，日元和欧元的配额下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你如何看待人民币在过去数年来的国际化发展？
接纳人民币进入货币篮子是早就预想得到的一步。
对中国来说，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在世界贸易中只占据了很小的份额。
但无论如何，人民币作为国际性支付手段的重要性在进一步提高。
话说回来，在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呼应的“一带一路”战略蓝图下，大量的基建项目投资必将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欧洲时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入篮的同一天，中国正式接任20国集团主席国。您怎么看中国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的角色？
中国在2016年担任G20主席国，同样地，德国2017年担任G20主席国所受到的关注度也不言而喻。一年的时间不是很长，峰会制定的议程主要与世界性热点议题相关。
中国如何在贸易、发展和能源方面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G20能否在中国的引领下走向更有序的制度化，值得期待。
《欧洲时报》：今天的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逐渐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这个信号显示，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地区事务与全球发展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从中国“走出去”战略实施情况来看，中国以一种双方共赢的模式，站在了发展中国家一边，支持后者发展。
与其他主动承担责任的大国类似，保护全球商品自由流通、推动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都是中国在发展道路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贝蒂娜·葛兰索夫（Bettina Gransow）
汉学家，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教授，中国政策与社会问题客座教授。她曾任中山大学客座教授、亚洲发展银行（北京）国际咨询部部长，早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有过研究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