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对中国的地区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而言，消费品贸易仍将是举足轻重的，但应该更多地强调思想市场。

参考消息网2月25日报道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2月10日发表文章，题目为《新丝路和思想的力量》，作者是以研究制度经济学闻名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的项目研究员马俊杰（音），全文编译如下：

3年前，笔者游览了伊斯坦布尔旧城的大巴扎（编者注：意为集市、农贸市场）。在各种各种的香料、绣品、手工艺品和食品中，丝绸制品供应不足。这让我惊讶不已：这就像走进一个肉市，但看不到任何牛羊肉。在这个位于古老丝绸之路最西端的港口城市，我的土耳其朋友随后纠正了我的看法：（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绝非世界上最大的（事实上，最大的大巴扎在乌鲁木齐）。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丝绸之路从来都不是以丝绸为主，而且它也不是一条路。

在描述中国在2014年的外交成就时，最受欢迎的词汇之一可能就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即通过中西亚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尽管林毅夫教授最近提出需要再加上“一洲”，但这种提议并未超越丝绸之路的原有范围。然而，这种战略被认为标志着中国外交的一大转变。

在最初提出这一战略后，人们写了很多文章，分析这2条道路（一条陆路、一条海路）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对该战略一旦转变为一幅具有可行性的路线图后可能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进行了彻底研究。在各种讨论会、研讨班、高层会议和论坛上，已经对这一战略进行了剖析。然而，这些分析都忽视了一个重要方面：新丝绸之路在传达和传播思想方面的重要功能。

我们需要知道，不论是古丝绸之路还是新丝绸之路，都不仅是一条道路，也不仅是一个横跨数大洲、经济上存在相互联系的地带。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穿越大陆腹地的固定道路，更是一个网络。自从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创造了“丝绸之路”一词以来，丝绸之路上的主要经停点已经随着时间流逝而变迁。曾经繁华的城市成了断壁残垣，连其中距今最近的敦煌也已湮没在历史中，更不用说悬泉置、尼雅和楼兰了。商品市场分布在这些经停点（如今，这些经停点已经成了考古学研究的丝绸之路上的地标）连接的一大片区域中。

以丝绸为代表的古丝绸之路使丝绸等消费品、随后的纸张以及思想（这是最重要的）的洲际贸易得以实现。正如苏珊·惠特菲尔德教授所言，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有3大影响。从经济上讲，丝绸之路推动了遵循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模型以及地区合作的劳动分工。而从一种似乎是消极的调子而言，丝绸之路也导致了疾病传播，包括众所周知的中世纪黑死病。然而，在笔者看来，古丝绸之路最重大的影响是它推动了思想交流。考古研究成果表明，丝绸之路有助于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一带一路”这一宏大战略应该考虑的不仅是国内过剩产能的转移、贸易或与邻国建立更密切外交关系，还包括思想市场。

作为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弗雷德里克·冯·哈耶克在其广受赞誉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正确地指出：“……思想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使世界成了如今这样，尽管人们当时并未预见到后果，而且事实并未发生自发变化迫使我们如此这般调整我们的想法……”尽管他谈论的是他认为因接受错误信息而选择了一条通往极权主义之路的英国人，但如今，在中国，一种经过修改的说法很受欢迎：“使世界成了如今这样的，正是思想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同意这种观点，事实上他还对此更进一步予以阐述。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一文中，科斯提出了“思想市场”这一说法。他的论点的要旨是，没有信息的适当交流——一种经济学术语称之为“不对称信息”的情况，市场经济将表现不佳。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保证出现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但能改善市场经济的表现。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思想市场。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由较不受限制的信息流动和一个控制有所放宽的国内外思想交流体系所支持的市场自由化过程。作为市场经济的一块基石，信息具有不能忽视的价值。对中国的地区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而言，消费品贸易仍将是举足轻重的，但应该更多地强调思想市场。一些人声称，互联网已让人际交流变得过时。然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传统形式的思想交流仍将是变化的主要动因。

这方面的希望是，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将出现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思想市场。世界需要多一点思想开放，少一点意识形态。中国历史表明（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说，历史很少教给我们什么），闭关锁国导致国家败亡。如果“一带一路”战略能够有助于中国变得更加开放（具有一个更加自由的思想市场，更进一步，具有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那么，历史就不必重演。（编译/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