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600340.SH）发布公告，宣布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PT Alam Sutera Realty Tbk公司（以下简称“AS”）签署备忘录。华夏幸福将以海外子公司与AS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合作开发位于印度尼西亚万丹省唐格朗市Pasar Kemis的目标区域，建设产业新城。

　　基于华夏幸福核心业务的构成，以及印尼在东盟、“一带一路”战略空间内的独特地位，对于这样一个项目和事件的解读，最直接的维度有两个：城市化新思维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践行的新想象。

　　当然，考虑该项目尚处于起步阶段，建立在目前信息披露基础上的战略评估，并不能作为该项目发展前景的全部依据。纵然是这样，对于这样一个项目的签署和落地，作为一家战略研究机构负责人，我还是很为华夏幸福的这一战略布局所叹服。

　　华夏幸福携其多年的资本积累和产业经验，再次实现了企业发展战略与国家开放战略的优雅共舞。而考虑到这家企业此前在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等多个国家战略布局中所表现出的不同寻常的洞察力和应变能力，实在让人惊叹。

   中国城市化新思维与发展模式的输出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在我国过去20年城市化进程中，基于对产业与城市互动发展理念的深刻思考，产业新城在国内不但切实推动了一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而且，在商业逻辑上也获得了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认可，成就了包括华夏幸福在内的一批企业。

　　产业新城可谓是中国上一轮城市化进程中沉淀下来的具有模式价值的发展经验之一，亦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对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而“产城互动发展”也成了中国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具有最广泛共识的城镇化理念和逻辑之一。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无论在资本市场，还是在地方政府经济转型升级中，产业新城都受到追捧。

　　此次华夏幸福在印尼的产业新城的布局，代表了这一模式在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被认可，这与之前我国对发展中国家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模式的输出相比，可谓又进了一步。

　　园区经济在国内发展了30年以后，因其发展初期对城市化逻辑的思考不足，越来越体现出产业转型升级困难、公共服务配套落后、区域社会治理掣肘等多重危机。而且，越是发展成熟的园区经济，越体现出积重难返的特点。在此背景下，曾被奉为圭臬的园区经济发展模式，在国内开始迎来广泛的反思，只是尚未被其它发展中国家所关注。

　　而且，以产业新城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化模式输出，是不是可以成为中国这一全球新一轮城镇化的主战场对全球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的模式贡献，亦值得期待：工业革命以后以欧美为代表的城市化更多体现为工业化驱动的逻辑不通，正在中国快速演进的城市化进程，鲜明的体现出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文明化、智慧化、农业现代化等综合变迁的特征，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模式，一定是区别于之前的城市化模式的。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华夏幸福选择与印尼家喻户晓的多元化企业马龙佳集团（Argo Manunggal Group）旗下的AS公司合作。根据双方分工，华夏幸福将提供规划、开发、建造和运营方面的专业技术及对海外承租人进行推广和销售的支持。AS负责与当地政府及相关人事进行沟通及对当地承租人进行推广和销售的支持。

　　此外，本次华夏幸福在印尼产业新城的选址逻辑也与其在国内的选择逻辑一脉相承。在国内多个产业新城的布局中，除了鲜明地体现出其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洞察之外（比如分别布局与京津冀、东北和长江经济带地区）。

　　而且，项目布局都会依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和一个大型的城市群而生，这不仅可以确保项目获得基础的人才、产业、技术和政策优势的承接，还有，可以最大限度的获得国家战略的红利，并成为城市群优化和协同的新变量。

　　公开的资料显示，该产业新城地块位于大雅加达地区，雅加达是东南亚最大城市，大雅加达地区（Greater Jakarta）常住人口超过2500万，经济总量超过1800亿美元（2014年），是印尼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万丹省是距离印尼首都雅加达最近的一个省，经济较发达。

   对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践行的新想象
　　自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开始，无论是对战略宏观表述还是对推动战略落地的机制设立，以及对践行该战略的项目设计和投资，国际舆论都鲜明地表现出动态博弈的态势。

　　这种动态博弈，一方面体现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借此进行过剩产能输出的担忧；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包括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国际社会对这一战略背后强烈的国家主权和政治驱动色彩的担忧。

　　理性来看，国际舆论针对这两点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对于前者，中国经济的转型成败确实与过剩产能的化解密切相关，而且，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后，确实有很多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明确提出了借此推动产能出海的发展诉求；对于后者，更多来自于，直到目前，无论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已经启动的项目，都较多地闪现着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的影子。

　　作为一家公开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华夏幸福在“一带一路”战略空间下重要的节点地区和经济体印尼进行产业新城项目布局，代表了中国企业在践行“一带一路”的战略中，除了产能输出思考之外，还可以充分地立足于所投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从而进行资金、技术、高端产业乃至城市化模式的综合性输出。

　　而且，考虑到华夏幸福之前已经布局的全球先进技术孵化网络，对于未来印尼的这一产业新城通过华夏幸福此前在全球的产业链构建，实现与全球技术和产业价值链的对接，不但值得期待，而且，这可能会对印尼在全球产业与技术大融合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其经济发展转型带来新的启示。

　　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在互联网和大交通的共同作用下，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企业，在思考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候，都需要认真思考资源、资产、技术甚至发展模式的全球配置问题。中国城市和企业是这样，印尼城市和企业同样如此。

　　很显然，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印尼政府和企业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些趋势和变化，我想这也是华夏幸福的产业新城之所以能够在印尼落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开的资料显示，印尼政府出台了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将预算资金重点投向基础建设领域，着力推动交通、通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仅2013年就启动总投资约565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而2015年基建预算资金更是比2014年增长近一倍，并鼓励国外投资者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更为重要的是，印尼有关法律法规较为完善，为保持投资吸引力，增强外国投资者信心，印尼专门制订并颁布了PPP总统项目规定。

　　此外，华夏幸福印尼产业新城项目的布局，也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基于对“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背后的时代逻辑、商业逻辑、资本逻辑的综合洞察，进行其企业在全球的资源配置，而且和其国内的产业新城项目类似，通过平台化项目的打造，综合实现资本、技术、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全球化配置。

　　毫无疑问，民营企业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参与，将为这一国家战略的践行带来新的想象空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打消包括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国际社会对这一战略强烈的政治意图的担忧。

　　当然，考虑到这一产业新城项目的体量和城市化属性，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该项目进行更富有前瞻性的分析，那就是这一项目将不仅代表和承载华夏幸福一家企业海外项目布局的愿景，还将为新时期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平台和新的通路。而且，这一平台和通路更多是基于市场化的逻辑来展开的。

　　根据公开的资料，华夏幸福与AS双方约定的合作地块位于万丹省唐格朗市的Pasar Kemis，Alam Sutera Township西侧15公里，该地块位于大雅加达地区，临近机场和港口，地理位置优越。双方可以根据一致达成的开发计划对目标地块总体规划进行调整。

　　尽管没有具体公布该地块的大小，但基于此前华夏幸福在国内的产业新城开发体量，该项目亦不会太小。

　　华夏幸福公开表示，印尼项目作为其海外第一座产业新城，将定位于全球产业新城标杆，会将其在中国的城市规划、大项目招商、园区运营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与印尼优势相结合，建立国内、海外产业新城之间的资源互动和服务网络，为中国企业投资印尼搭建国际化平台。

　　新区新城的逻辑

　　新区新城，其命维新。以国家级新区为代表的中国新区新城的开发和建设，不但承载着对中国美好城市空间增量的想象，亦承载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制度变革的想象，在此背景下，方塘智库正以样本切入，秉承全球化、信息化、文明化等多重视角，深度关注这一城市中国时代的多维变革。

　　（本文来自方塘智库。作者叶一剑系方塘智库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