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里 薛文宇
（江苏大学文学院 江苏镇江 212000）

摘要：李德裕作为“牛李党争”中的核心人物，深刻影响着中晚唐政局变动与文学发展。身为政治家、文学家，李德裕分别于长庆二年到大和三年、大和八年到大和九年、开成元年到开成二年三领浙西，出入十年。治理地方期间，生民制业，文以匡君，政文同构；孤鹤鸣皋，移风易俗，教化一方；与不同群体唱和交游，形成了地方交游圈层和文学景观，客观上改善了地方政治和文化生态，塑造了遗存的地方文化景观，以流寓文人身份参与了镇江乃至江南文学与文化构建。
关键词：李德裕；镇江事迹；地域文化
李德裕两度入相秉政，使晚唐一时出现中兴之象，因此叶梦得评价他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可与姚崇并立”。[1]41但是作为“牛李党争”的李党党魁，李德裕多次受到保守势力的打击，外放浙西、滑州、西川、淮南等担任地方节度使。穆宗时期曾与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2]4510，于是长庆二年（822）到大和三年（829）德裕首镇浙西，大和年间834年到835年再镇浙西，开成元年（836）到开成二年（837）三镇浙西，前后长达十年。外任浙西是李德裕地方政治经验乃至整个政治思想形成的重要实践，但是目前并没有引起李德裕研究的足够重视，人物个案研究成果较少，而且缺乏对于文学创作隐喻的揭示。本文从李德裕在浙西任的“政文同构”思想与实践、政治贡献的形式遗存和文学交游圈层入手，探索李德裕镇江的历史行迹及其对于镇江开发的历史贡献，分析其贬谪流寓的文学创作和自我隐喻。
一、政文同构：李德裕的地方之治与文章之业
李德裕出镇时期，浙西观察使治所在润州（今江苏镇江），他的治理困境在于润州兵乱耗空地方财政，他一面整顿军队，稳定社会；一面生民制产，恢复经济。长庆初年，润州爆发王国清兵乱，前使窦易直已无力牵制地方军队，倾尽府库，地方财用殚竭。傅璇琮认为这是中唐以来骄兵悍将跋扈的积习，干涉地方治理，威胁中央集权。德裕“俭于自奉，留州所得，尽以赡军，虽施与不丰，将卒无怨”[2]4511，缓解了地方军队骄横的局面。为了恢复地方经济，822年李德裕“按属州非经祠者，毁千余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无所庾蔽”[3]5328。同时又向皇帝上《论丧葬踰制疏》：“缘百姓厚葬……生产储蓄，为之皆空。习以为常，不敢自废，人户贫破，抑此之由”[4]857。严格规定：不许以金银锦绣为饰；陈设音乐及葬物不得僭越，结社一类治罪；委任出使郎官查访；官员处理不力同样惩戒等。撤淫祠、禁厚葬能够革除鄙俗、开化地方，但是其经济和社会意义同样重大，在地方财政消耗殆尽之后的两年中扫除僭侈，提倡俭约，起到节流之效；打击寇盗，使社会稳定，民众安居而生业。823年敬宗即位，七月诏浙西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事进内，李德裕上言《奏银妆具状》以物力尚未完复为由请罢进献。九月又诏进可幅盘盝缭绫一千匹，德裕上《奏缭绫状》远思汉文、元帝罢轻纤服饰，近览太宗、玄宗罢进献名鸟，以此劝谏皇帝，于是赦免进献。“造盝子二十具，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在库储备银无二三百两”（《旧唐书·敬宗纪》），巨额银两的筹措必定会加重地方税赋，因此傅璇琮征引孙甫《唐史论断》云：“李德裕在浙西，昭愍凡有宣索，再三论奏，罢其贡献，此以生民为意，不奉君之侈欲也”。经过妥善处置，修养生息，生民立业，两年后的润州仓廪充实，经济恢复。
李德裕身在地方进献上疏谏言，既是“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5]117的治理经验，也是他“虽在疏远，犹思献替”[4]667的开济之心。824年上《王智兴度僧尼状》陈清利害，请罢徐州戒坛，否则百姓规避徭役，四方辐辏；825年上《丹扆箴》列举政缺，托箴尽言；826年敬宗信奉神仙之说，访得“异人”润州周息元入宫，德裕上《谏敬宗搜访道士疏》极言周息元妄诞，无异于人，只有睿思精求才致真隐。李德裕虽有崇道思想，信奉道教，但并不矛盾，君王信奉神仙，遍求丹药，李德裕出于匡君理想和济世情怀，避免江湖方术乘机蒙蔽天听，扰乱政治。
因此，李德裕在任虽远，但上体天子，匡君济世；下恤百姓，平定兵乱、稳定社会，开源节流，卓有政声。会昌年间其政论文编为《会昌一品集》，但是“早在元和、长庆，晚在大中的作品仍不少，这些作品与会昌之作仍贯穿着一种建功立业的精神”[6]，其文章的政治性与其地方政治实践形成互文，“政文同构”中书写着民为邦本、正君济世的自我隐喻。
二、孤鹤鸣皋：李德裕的文化处境与教化之功
镇江是江南门户，多元宗教和地方风俗构成独特的文化语境。茅山的“三茅君被赋予的信仰职责主管江南侨旧民众的升仙之路和生死问题……在这种‘宗教想象力’的影响下,茅山成为道教圣地”[7]。佛教也遵循同质的文化逻辑，“在东汉时即传入镇江，金山寺是中国佛教禅宗四大名寺之一”[8]，佛教信仰在镇江较早地确立。“吴楚旧地,历来多淫祠”[9]，民众之间形成浓厚的尚巫传统。同样地方风俗信仰具有不均质的特征，巫风和宗教风俗并立，或者互为遮掩，文化语境复杂。
面临巫祝之风盛行、惑言鬼怪的文化处境，李德裕代表外嵌性质的官方权力，以行政手段干预和改造地方民间信仰。方法是“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2]4511。同质叙事逻辑下，825年据传亳州出圣水可以愈疾，每日渡江百姓达三五千人，德裕上书陈述因妖僧诳惑而起，请求下令禁止。此外兴建儒学，培养儒士，加快地方开化。加之前文所述的禁厚葬、去淫祠等清理积习之举，封建权力控制在对地方巫祝信仰的改造中实现了强化。
外嵌权力与内生传统的关系不单单是改造与被改造，个人层面还存在接受和认同的逻辑。李德裕信奉道教，自称“玉清玄都大洞三道弟子”，妻子刘致柔中年在茅山燕洞宫接受上清法箓传授，小妾徐盼在浙西任上纳入，为滑州瑶台观“女真”,病危时入道，改发名“天福”。可见以茅山为中心形成道教系统，加之道教思想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下李德裕接受了地方道教信仰：825年在茅山崇玄观南敬造老君殿院，造老君、孔子、尹真人三像，刻史传遗文，写下《三圣记》《圣祖院石磐铭》等抒发崇道尚玄思想之作。佛教语境下，829年为已故高僧法融修塔，写下《大迦叶赞》，请长安的刘禹锡撰写《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刘禹锡集》卷四）；同年，润州鹤林寺禅师玄素故去，李德裕上书皇帝请依佛教惯例赐以谥号。《唐语林》记载：李德裕因“（元亮）分条析理，出没幽赜，公（德裕）凡欲质疑，亮已演其意”[10]26，而礼敬上元瓦官寺僧守亮，听元亮讲学，揭示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与佛教僧侣的互动和佛教世俗化的趋势。大和年间创建甘露寺，《重瘗禅众寺舍利题记》：“上元县禅众寺旧塔基下，获舍利石函……重瘞藏于丹徒县甘露寺塔下……创甘露宝刹……所以资穆皇之冥福也”[11]。甘露寺丰富了镇江北固山的三国军事文化，融入宗教和政治色彩，成为镇江遗存的重要文化景观。镇江宗教氛围浓厚，李德裕对宗教的接受逻辑是文化对人的影响，也是深入治理需要构建的地方认同。
李德裕身处地方文化语境，一方面改造积习旧俗，兴办儒学，推动巫祝文化兴盛的江南开化进程；另一方面接受和认同地方宗教，以茅山、甘露寺等强化景观叙事，相关的文章书写和实践是李德裕儒释道并重、与地方文化互涉的自我隐喻。
三、文学景观：李德裕的文学创作与互动圈层
李德裕在浙西留传赋作4篇，诗作13首[[1]根据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统计。]，时间集中在宝历、大和年间，形式多诉诸唱和、交游两大类型。李德裕本有宰相声望却遭排挤离京宦游，因此诗赋多用来排解贬谪之苦和仕途隐忧，况且正值壮年，凭借着壮怀激烈和政治理想，其创作从整体来看创作缺乏心灵观照和自我内省，而多是向外诉出的唱和。
文学主题大致分为：翰林书写、仕途隐忧、山水秘境。在《述梦四十韵》和《招隐山观玉蕊树戏书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阁老》中都回忆了翰林时期的词臣生活（唐代那些负责草拟皇朝诏令的官员统称为词臣），“著书同陆贾，待诏比王褒。重价连悬璧，英词淬宝刀”，重新书写了当年“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的才藻夺目，“旧赏烟霄远，前欢岁月移”，感叹意气风发时光的流逝，翰林书写成为德裕外任浙西的心灵皈依。回忆美好，现实令人怅然，“未能追狡兔，空觉长黄蒿”，“西圯阴难驻，东皋意尚存”满含前途未卜的隐忧和现实的苦闷。赋作《白芙蓉》《重台芙蓉赋》以芙蓉自比，超凡逸俗的芙蓉意象为李德裕浙西宦游的自我观照提供了文学隐喻，含有深切的怨君之意和香草美人之思。诗中寄情山水“人依红桂静，鸟傍碧潭闲”，“松风清有露，萝月静无烟”，在石上溪荪、碧山幽霭中独寻兰渚、闲倚松窗，常用青山、芝草、岚气等意象构建心灵的山水秘境和“平泉山居”，成为德裕仕途沉浮、人生虚幻和生死感慨中低回的心灵小唱，但只有“让退隐的向往无条件地服从了政治的需要”（董乃斌《<会场一品集>及李德裕的思想和创作》）才是他人生的主旋律。
李德裕与茅山孙炼师为以诗交游，辟地方文士刘三复、郑亚等为幕僚，更具文学意义的是与南迁群臣互相酬和，包括元稹、刘禹锡、沈传师等，形成了宗教人物、幕府幕僚、南迁逐臣的地方性交游圈层。823年，元稹赴浙东任途经润州以《酬李浙西先因从事见寄之作》劝勉同遭贬谪的好友。824年元稹写下《寄浙西李大夫四首》再次勉励德裕如大鹏图南。825年李德裕建造平泉山居，写诗给元稹访求青田胎化鹤，“只应将唳鹤，幽谷共翩翩”中已经流露归隐之心，略显知止心态，刘禹锡、元稹一同和诗。但这并非其主导创作心态，伊川卜居初期仍然坚持“塊然天地间，自是孤生者”（《题奇石》）傲然独立的政治姿态。同年,李德裕的《述梦四十韵》，向友人传达“未能追狡兔，空觉长黄蒿”的壮气失落。刘禹锡和以“卧龙曾得雨，孤鹤尚鸣皋”，元稹勉励德裕自我量才，如同弯弓铁铸尽用其才，此后三人多次唱和。从文学层面看，刘禹锡是诗坛前辈，元稹作为新乐府诗潮代表人物，李德裕主动表现出渴望得到诗坛名宿的指点，这一点从刘禹锡的《吴蜀集引》：“长庆四年，余为历阳守，今丞相赵郡李公，每赋诗，飞函相示，且命同作”[12]117可以看出。从政治层面上看，元稹、李德裕曾经同在翰林，“唐代若以文章达，进身词臣，当以翰林学士的地位最高，最有可能升任宰相，掌握政治实权”[13]，不幸的是二人先后遭到李逢吉排挤，从权力枢纽的“词臣”身份变为远离皇城的地方长官，而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而罹祸，宦游南方。文学圈子由同为惨遭贬谪的江南逐臣构成，诗词唱和多为互相劝勉之作。对于正值壮年、苦闷彷徨的李德裕来说，与友人唱和消解了政治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建构以文才书写自我文学隐喻的心灵架构。
李德裕三镇浙西，治理地方时安定社会，生民制产，政文同构，笃于事君；与地域宗教和文化互涉，注重移风易俗，开化民众；与元稹、刘禹锡、沈传师等诗文唱和，形成了地方文学生态和交游圈层，在文学书写与政治实践中完成政治理想和心灵秘境相调和的自我隐喻。客观上，以甘露寺和茅山为载体参与地域文化的构建，影响了镇江乃至江南文化与文学，对于今天镇江地区的文旅融合发展有互文性借鉴。

引用文献：
[1][宋]叶梦得.避暑录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李德裕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宋]欧阳修等.新唐书·李德裕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8
[5]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傅璇琮周建国.政治实践是评述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李德裕文集校笺>新版订补述
[J].安徽大学学报，2012(5)
[7]魏斌.句容茅山的兴起与南朝社会[J].历史研究，2014(3)
[8]徐耀新.江苏地域文化述论[J].艺术百家，2017(4)
[9]韩启超.隋唐时期江南地域中非商业行为的音乐生产与消费[J]，艺术百家，2018(1)
[10]周勋初.〈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1]胡可先.新出土石刻史料与李德裕相关问题探索[J].河南社会科学，2017(5)
[12]卞孝萱.刘禹锡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3]赖瑞和.唐后期三大类词臣的升迁与地位——以白居易、元稹、权德舆、李德裕为例[J]
学术月刊，20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