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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外交智慧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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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云 王盈
(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市   100124)


摘要:20世纪60年代末,在美苏争霸态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全面审视国际形势,以非凡的洞察力敏锐感知美方和解信号,以过人的魄力确定调整中美关系走向的战略部署,又以卓越的外交智慧在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机动灵活的实施对美政策转折,成功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
关键词:毛泽东;中美关系;外交智慧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回顾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正常化的伟大历史转折,毛泽东在其中作出了关键性贡献。正是毛泽东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才有了改革开放之初中美两国的成功建交。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共同利益不断发展,总体上保持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不仅大大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实实在在地造福了中美两国人民,且卓有成效地促进了世界和平与稳定。历史证明,毛泽东在晚年着力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有历史远见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利益的。新时代,伴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新变化,如何妥善处理中美两国间的矛盾,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毛泽东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可为我们处理当前中美两国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一、把握大势,适时调整中美关系战略走向
在变动的国际形势之中能够准确预见国际形势走向,进而明确外交思路,把握外交时机,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始终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社会发生了有利于缓和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毛泽东以独特的战略眼光,抓住这一时机对中美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铸就了中美关系历史的新纪元。
第一,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毛泽东早已有之的战略预见。中国愿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这是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声明。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谈到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时,再次强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但是,毛泽东深知新中国面临的严峻国际环境。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页。]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对华孤立政策,就是当时我们要面对的复杂斗争之一,也是给我国的国际环境带来严重威胁的重要因素。鉴于当时这一客观条件,为营造“对我有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环境,毛泽东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方针,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中美两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对抗状态,但是中美关系最终将走向缓和并建交则是毛泽东早就做出的战略预见。1954年8月,毛泽东同英国工商代表团谈话时提到:“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对中美关系建交的具体前景,毛泽东在1957年作出战略预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281页。]为了寻找时机缓和中美关系,1955年8月建立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双方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通道,虽然时断时续的会谈没有解决双方争执许久的实质性问题,但是对于避免信息误判,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初步启动,虽然中美关系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多少进展,尤其在1970年3月,美国突然入侵柬埔寨,毛泽东强烈谴责美国这一侵略行径,中美关系缓和进程受阻。但是,1970年12月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谈时仍坚定表示:“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93页。]
第二,深刻把握中美苏三国之间的矛盾及变化,抓住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有利时机。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础的美苏冷战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使得美苏两国关系处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位置。由此,中国与美苏之间矛盾及地位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战略,包括中国对美政策走向。革命的胜利果实来之不易,如何巩固新生政权、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目标。在美苏两国矛盾尖锐对立、美国选择“联蒋抗共”情况下,团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无疑符合彼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至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苏三国之间的矛盾及地位产生较大变动,具体来看:苏联势力逐渐扩张,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地位的野心昭然若揭,而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之中难以脱身,加上国内能源短缺危机呼之欲出,美国世界霸主地位和国家安全受到苏联严重挑战,开始考虑战略收缩并改善对华关系。此一时期,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加上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得中国国际环境日益恶化,这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带来较大压力和阻抗,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调整中国外交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毛泽东的组织下,陈毅等四位元帅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认为苏联对我国的安全威胁比美国大,美苏之间的斗争是尖锐的,在中、美、苏三大力量斗争中,中国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通过对中、美、苏三国之间矛盾及地位的深入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确定了打开中美关系,联美抗苏这一战略部署。
第三,对美重新进行战略定位,与美联合建立反修统一战线。毛泽东对中美关系进行解冻这一战略决策是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主要体现。20世纪50年代,中国采取“一边倒”外交政策,与苏联结成了同盟关系。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走上对外扩张道路,加上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不断升级,两国关系开始恶化,继而至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走向破裂。面对中苏关系跌入低谷带来的中国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加上美苏双方形成均势以及亚非拉国家力量的增长,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其中,对美国重新进行战略定位,改变长期以来同美国对抗的政策,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以对付中美两国共同的敌人——苏联,这是毛泽东此一时期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深知:“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 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 不两面作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与美建立反修统一战线,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共同抵御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也可借此取得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交涉的机会,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这是毛泽东把握大势,在国际战略上的精心部署,完全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
二、坚持原则,维护国家利益
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终于站在世界舞台上时,维护国家利益成为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根本原则。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与追求是建国后二十年来中美对抗关系形成并一直存在的主要原因,也是毛泽东决定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驱动力。
第一,调整中美关系,可抵制苏联对我国的安全威胁。安全问题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前提,关系着一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较为关注的关键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的对外扩张直接威胁中国安全,这成为毛泽东开始谋划缓解中美两国紧张关系的重要历史条件。冷战爆发以来,衡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国的安全威胁并规避与两大国直接对抗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建国之初,为保障国家安全,我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与苏联结盟。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美两国对抗状态尚未发生改变,中苏关系却不断下滑。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使得中苏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恶化状态。毛泽东意识到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严重威胁我国国家安全,1969年7月,在毛泽东的组织下,陈毅等四位元帅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报告,报告指出:“对于美苏两家,真正的、现实的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潜在对手’,而不是现实威胁。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84页。]。9月,四位元帅针对中苏关系出现的新情况,分析后指出:“在目前中、美、苏三方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86页。]。由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形成了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以抵御苏联威胁的外交思路。
第二,调整中美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台湾问题。中美两国关系之所以经过二十多年对抗与隔绝的曲折才终于开始走向正常化,一直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台湾问题的生成及本质都是中国内政问题,而美国的长期介入使其不断趋于复杂。对于美国而言,它插手台湾问题目的就是希望台湾与中国大陆长久分离,从而利用台湾的战略地位,实现封锁与遏制中国,从而争取在东亚的优势地位,达到与苏联抗衡的目的。尽管台湾问题的存在对于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是台湾问题的解决显然也谈不上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但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到国家统一大业的实现,更是关系到民族尊严,无疑是国家核心利益问题。因此,考虑借机解决台湾问题是推动毛泽东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一大动力。1970年初,台湾问题在中美双方的大使级会谈中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承认:“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有协助保卫台湾和澎湖的义务,但不妨碍中国的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办法”[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87页。],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由此启动。1971年,毛泽东审批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中美预备性秘密会谈的报告,其中对处理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原则进行了规定,强调了“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等原则性问题。为实现改善中美关系的目标,美国方面对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也给出了积极回应。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他代表美国政府就台湾属于中国的明确表示。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有了重大突破,美方表示:“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95页。],并确认了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承诺。虽然中美关系正常化乃至中美正式建交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但中美双方毕竟在台湾问题上中美达成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目标。
第三,调整中美关系,有利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确定的发展主题和目标,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进行了艰辛探索。而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国际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顺利展开。贯穿了新中国50年代的“一边倒”外交战略方针虽然使得我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国家关系在这一时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与苏联结盟保证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为新中国能够在国际社会上站稳脚跟并顺利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环境保障,我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也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实践的展开而逐渐成熟。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时加写:“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毛泽东著:《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而此时,昔日的盟国苏联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日益加剧,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外交空间的拓展,使新中国的国际环境日趋恶化,而且严重影响到国内经济建设进程。在此背景下,缓和中美关系,利用美苏矛盾就成为我国摆脱国际环境困境,进而促进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三、因势利导,机动灵活的政策策略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不仅是毛泽东对国家利益深切关注的结果,更是其在有关国家利益博弈的处理手段上具有卓越智慧的体现。在国际形势发生新变化,美方抛来缓和关系的橄榄枝之时,毛泽东以机动灵活的政策策略推动了中美关系实现转折性变化。
第一,有效回应美国和解信号,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最早注意到美国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的是毛泽东,对美方传递的和解信号逐步进行回应也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下进行的。1967年10月,着手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尼克松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0页。]毛泽东首先注意到这篇文章,据此分析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有可能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同月,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向中国方面表示将“停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87页。],中方看出美方加快调整对华政策的意愿,抓住这一时机向美方提议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向尼克松回应中方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讯号。1969年11月,尼克松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再次表示要改变中美关系的意愿,“在经历了一个对抗的时期之后,我们正在进入谈判的时代。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可是我们能设法使任何人都不与我们为敌”[ 《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 美帝新头目尼克松的“就职演说”》,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第5版。]。毛泽东意会到尼克松传递的信息,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于1970年1月8日正式恢复,并于1970年 1月20日和2月20日分别举行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5次和第136次会议,会议中双方代表都表达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随后,美国政府公开作出一系列改善中美关系的举动:1970年2月,尼克松表示:“中国人是伟大的生机勃勃的民族,不应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美]亨利·基辛格著:《基辛格回忆录全集——白宫岁月》(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885页。]同年10月,尼克松在接受采访时表达欲访问中国的想法,并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向中国政府传递想与中国谈判的需求。面对来自美国的友好信号,中国方面也给予了积极回应。1970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93页。]中方对美方的积极回应加快了双方相互接近的步伐,1970年11月,中美双方确定了美国特使秘密访华的决议。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推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会谈,双方就各自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基辛格访华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正式启动。
第二,考虑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殊处境,采取与美方接触的灵活方式。对于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的中美两国来讲,双方能否首先成功建立接触渠道是实现缓和关系的关键之一。改变对华政策、开启中美双方正常化进程,最初是在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推动下进行的。尼克松在未上台之前就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但是如何向中方清晰表达美国愿意缓和中美关系的信息以及在此项工作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如何做好保密工作以防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坏等成为尼克松对华接触工作面临的挑战。考虑到尼克松的政治困难,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步启动阶段,毛泽东在与美方接触上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曾任美国前国务卿的基辛格指出尼克松争取到总统候选提名后不久,在接受某杂志专访时便声称必须不忘掉中国,必须不断寻求机会与中国谈谈。[  [美]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736页。]但是,由于尼克松仍处于竞选阶段,其新的对华政策在国内外政治环境中面临多重阻力,因此,中国政府在接触与回应尼克松改善中美关系信息时也较为谨慎。1969年11月尼克松上台以后,思虑到尼克松刚刚上台的处境和困难,中方坚持对尼克松新的对华政策保密。在中美双方还没有建立直接联系通道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为了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及交流的灵活性,尝试了通过巴黎、罗马尼亚、荷兰等管道传递信息,最终鉴于巴基斯坦既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又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稳定关系,因此选择了依靠巴基斯坦渠道,中方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也积极配合尼克松政府调整接触媒介。此外,中方还精心安排了尼克松特使基辛格的访华。一系列严慎而周详的思量及处理方式无不体现了中方灵活的外交原则。
第三,与美谈判中,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就台湾问题进行适当变通。苏联威胁是促进毛泽东解冻中美关系的主要动力。此外,通过缓和中美关系而解决台湾问题,以兼顾国家安全利益和国家主权利益也是毛泽东作出改善中美关系这一战略决策的重要原因。台湾问题本是中国历史遗留问题,1954年12月,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使得台湾问题复杂化。多年来,在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和方式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充分表现出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阴谋前提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武力解放台湾”政策至五十年代主张“和平解放台湾”,再到六十年代的“一纲四目”方针,体现出中央密切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台政策进行机动灵活的调整。但是,台湾问题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与美国谈判多年的实践经验使得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台湾问题事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美国方面很难因为联华抗苏而完全舍弃台湾。因此,中国方面应始终保持友好姿态,不断变通谈判策略以使美国改变对台政策。1971年5月,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之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讨论有关中美预备性秘密会谈问题的会议并形成了报告,在处理有关台湾问题的内容中有了新变化:“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的同时,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作为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先决条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90页。]最终,中美双方在1972年谈判中,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台湾问题向中国表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得到确认,美方声明:“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第四,巧妙运用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的精湛外交艺术。中美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了改善两国关系的需要,但是由于两国长期以来的相互隔绝状态,以何种方式着手推动两国关系走向和解一时难以确定。对中国来说,与20年来并无外交关系的美国缓和关系,我们不仅需要时刻关注美方动向,还需要自身寻求机会创造时机。邀请美国乒乓队访华,是毛泽东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的重要决定,这一“小中见大”的战略谋划为中美关系的突破提供了意外的历史机遇。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多年没有参加任何世界性的乒乓球赛。1971年3月,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此次参赛受世界瞩目,尤其是美国。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曾对中国参赛一事表示:“北京也派了它的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国际比赛,几年来它参加这类体育活动还是第一次。”[ [美]亨利·基辛格著:《基辛格回忆录全集——白宫岁月》(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910页。]随后,美国代表团团长向中国代表团表达了希望访华的信息。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当时正值中美关系显示缓和迹象之时,毛泽东判断美国球队访华将有可能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有利契机。1971年4月6日,毛泽东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连同其他国家球队一同访问中国的重要决定。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自美国乒乓球队成员并表示:“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事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作者简介:
丁云,女,籍贯山东青岛,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研究人员;
王盈,女,籍贯山东菏泽,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事实也证明, “乒乓外交”以中美人民之间的交往拉近了中美两国官方的关系,打开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邀请美国球队访问中国后不久,中美双方经过几次联系,确定了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进程。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抵达北京,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双方就尼克松访华日期及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看法,虽然会谈结果与中方主张有一定差距,但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并承诺逐步减少驻台美军,且双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协议。1971年10月,基辛格再度访华,与中方讨论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期间的问题。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尼克松访华正式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美双方通过反复协商,最终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在《联合公报》中,除了强调台湾问题上“一个中国”的立场,双方还确认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表达了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的愿望以及将逐步开展贸易、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目标。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这一方面有效遏制了苏联对中国的严重威胁, 打破了中国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显著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大大拓展了中国的外交舞台,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一个新的建交高潮,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奠定了坚实基础。
纵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美关系解冻的过程,虽然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为这一进程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但是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离不开毛泽东卓越的外交智慧。在全球化发展势不可挡的今天,中美作为当前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和则两利,分则两害。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历史证明,合作是中美双方的唯一正确选择,而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需要中美双方携手共同创造和维护。在中美关系充满挑战的当下,我们应汲取毛泽东外交智慧,为处理好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做好准备。

注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28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93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84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86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87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95页。
 毛泽东著:《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尼克松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0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87页。
 《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 美帝新头目尼克松的“就职演说”》,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第5版。
  [美]亨利·基辛格著:《基辛格回忆录全集——白宫岁月》(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88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93页。
  [美]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736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90页。
 《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美]亨利·基辛格著:《基辛格回忆录全集——白宫岁月》(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910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作者简介:
丁云,女,籍贯山东青岛,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研究人员;
王盈,女,籍贯山东菏泽,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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