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以亲情和乡情为情感纽带，商帮文化是地域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综合。江南士绅阶层在明代出现嬗变，人口激增，虽然文人热衷科考，但是竞争激烈，“文而无位”，由士入仕的机会愈来愈小。他们有意或被迫成为商人，跟当时的社会思想嬗变不无关系。本文旨在研究区域经济文化尤其是江南地域商帮的兴衰嬗变。通过研究商帮文化及商帮演化路径，努力引导新时代的精英阶层能够在经济生活发挥越来越多的正面积极的作用。

基于江南士绅阶层嬗变的商帮路径演化研究
张婷婷

 
一、文献综述
历史学界对“江南”争议颇多，关于“江南”的地域圈定，李伯重提出“江南地区”的两个标准：地理上的完整性及该地区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和经济水平的接近性。据学者考证，“江南”之词始见于春秋时期，唐宋以后，江南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徐茂明对明清江南士绅与社会政治结构、江南士绅文化权力的维护与实现、近代江南士绅的心态变迁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中外学者们对士绅阶层的研究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士绅论、乡绅论还有地方精英理论。太湖流域素来享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经济文化共繁荣，文人名士辈出。笔者探讨性地将“江南”的外延扩展至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士绅”则是地方上与科举、捐纳、仕宦有关的精英群体。
从我国国内现有的文献来看，学人大多关注的是晋商、徽商，因为他们在明清十大商帮中势力影响最大。其次为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宁波商帮（甬商）和广东商帮（潮商）研究，但从数量上已经大幅减少，而龙游、洞庭商帮，研究文章均不足百篇。众多学者认为诚信守则，仁德至上是明清商帮共守的原则。研究的内容涉猎建筑、宗族宗法、会馆分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经营、艺术传播等方面。在商帮共性与个性研究方面，多晋商徽商比较研究，叶凤阳从“诚信观”“义利观”“责任观”“贾儒观”“竞争观”这五个方面比较研究了晋商与徽商经济伦理。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现有对商业帮派的研究大多基于文献摘录和整理，其观点基于定性推理和阐述，检验提供的定量证据缺乏实证。吴琪通过实证方法定量研究了宗族在商业帮派崛起中的作用。他还从国家样本的角度扩展了以前对知名商帮的的案例研究，研究结果为理解宗族作为非正式制度在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及其当代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二、地域商帮文化
有关“商帮”这一说法，晚至清末光绪年间才能在相关文献中睹见。商帮是以亲情和乡谊为情感纽带，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以会馆、公所、义庄、祠庙等为活动场所，宗旨为“相亲互助”的一种商业组织。商帮文化是地域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综合。从以往的研究看，地域性的商帮文化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主要活跃在“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以北，以运河交通线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长江中游，以两湖为中心的西部地区，闽广和海外地区”，洞庭商帮因此被称为“钻天洞庭”，“利义兼顾”，善于审时度势，主营粮食绸布、茶业；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同时从事船舶业、金融业，他们不畏艰险、敢为天下先；浙江中西部的龙游商帮游走四方、长途贩运，“遍地龙游、无远弗届”；看重亲缘宗法的徽商，素有“徽骆驼”之称，吃苦耐劳，足迹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无徽不成商。同时以业儒入仕为归宿，“非儒术无以亢吾宗”，主营木材、茶叶、盐业、典当生意。

二、江南士绅的思想嬗变
中国士绅的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封建农业经济状况；一是儒家思想价值体系。传统儒家思想中重农轻商的价值观严重束缚了民众从事商业的意愿。在江南地区，士商合流早在明代中叶便已经发端，这与社会思想嬗变不无关系。利义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从“重义轻利”向“利义并举”转变。一反传统观念的贵士贱商，商人自身的思想从轻商向重商，甚至以商为荣转变。所以才会有汪道昆在《太函集》卷五十五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社会舆论和整个家族对待商业的态度也发生了嬗变：根据徽州林塘范氏族谱记载，“士、农、工、商，各习所业，安生理，以遵圣谕，乃祖宗垂训大要。四民之外俱属异端，家法所禁”。反映出了宗族对商业的支持和认可的态度。对“积财万千，无过读书”的主流观念也是一种不小的冲击和动摇。

三、江南士绅的身份与阶层嬗变
江南士绅身份界定及阶层发生嬗变。“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由于士绅在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中享有特权，身份双重性质使得他们一直充当着官与民的中介，统领当地的宗法秩序。
明成化、弘治之后，士商开始相互渗透，“士而商”与“商而士”并行。16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增长，人口激增，士人虽然热衷科考，但科举竞争激烈“文而无位”，由士入仕的机会越来越小，他们或有意或无望地选择经商，“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之家多以纺织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就在扩大商人队伍的同时，商人的文化素养和商业竞争力也得到了提升，士人对商人身份逐渐认可，晚明出现“儒商融合”为特色的商贾阶层。
另一方面，商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吸引着士人的加入，“弃儒经商”比比皆是。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契约、合同、会计账簿、商业诉讼等商业文书的广泛使用，与官府不可避免地打交道，都要求商人具备相当的文字功底。洞庭商帮饱读诗书，仅洞庭两山一地就出过两名状元和四十名进士。随着高文化素质的士绅加入，与一般的巨商不同，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视，洞庭商帮养成低调沉稳坚忍的气质，善于审时度势。而“贾而好儒”的徽商更是表现出“士商交替”的代际特征，以业儒入仕为归宿，“非儒术无以亢吾宗”。儒生入仕目的也发生了嬗变：太学学生的商人家庭背景增强，相互扶持，很多儒生都是商人子弟，以至于“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人之子方能为士”。

四、基于江南士绅阶层嬗变的商帮路径演化
士绅阶层的瓦解嬗变是徽商的衰落的重要原因。徽商“亦商亦儒”，宗法朱熹理学，以业儒入仕为归宿，形为商而魂为士，儒家伦理在资本主义转型中有其利弊。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徽商逐渐衰落。然而，宁波商帮近代转型的成功得益于永嘉文化的实际应用，重商的思想植根于民间。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近代社会处在千古变局。西方列强欺侮导致民族危机，资本主义近代萌芽，科举制度废止，西潮冲击，新学兴起，知识结构由原来的儒学伦理转变为现代技能，价值取向由重“道”向重“器”转变。士绅原有的上升通道断裂，势必导致其寻求新的出路。位于四民之首的士绅“文化特权”丧失，使得由儒学礼治维持的封建秩序难以为继，士绅阶层嬗变为绅商等新型的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群体是大势所趋。
明成化、弘治之后，由于人口的激增，经济的发展，科举竞争的激烈，社会重商思想的嬗变，士商开始相互渗透，晚明出现“儒商融合”为特色的商贾阶层。科举制的废除，士绅知识结构由伦理型知识向技术型知识的转变，最终导致士绅阶层的嬗变。本文旨在研究区域经济文化，尤其是江南地域商帮的兴衰与嬗变。通过研究商帮文化及其演变路径，努力引导新时期精英阶层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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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基金项目：2016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 ：“嬗变与重构：基于明清江南士绅儒学意识的商帮文化研究”( 2016SJD750008) 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金肯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