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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一个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中共建党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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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五四运动时期,他参与创办《每周评论》,担任《新青年》编委,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共建党前期,他在“南陈北李”之间奔走,统一共识,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建党后期,他在海外创建旅欧支部,介绍周恩来、朱德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海外党组织的领导者。或许是由于历史的误会,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被党史忽略了,但是他在五四运动和中共建党前后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张申府:一个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中共建党元老
李正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号申府,河北献县人,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张申府一生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宣传引进新思想,是中国最早信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家之一,是中国第一个研究罗素思想的哲学家,其学术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了有益探索。张申府是20世纪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也是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家,由于种种原因,对张申府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哲人宁愿忘记,历史不愿忘记,了解张申府在中共建党前后的贡献能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1914年,张申府预科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广泛阅读英、法、德文本,是西方杂志的专家。在这期间,张申府结识陈独秀,李大钊,并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担任《新青年》的经常撰稿人和编委。1918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共同创办进步报刊《每周评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张申府研究和译介马克思主义,很快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奉者,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参加社会革命团体。1917年底,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张申府与陈独秀常出入李大钊办公室,三人观点一致,志趣相投,经常聚首长谈。这时张申府已经担任了《新青年》的经常撰稿人。新文化运动期间,张申府积极参加社会革命团体,像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等。这些团体也出版了一些进步刊物,如《少年中国》、《新潮》,《少年世界》等,张申府以“张崧年”,“张赤”等署名为刊物撰写了多篇文章,期间也参与了《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在此之后,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期间结识了天津的刘清扬、周恩来等进步青年。
长期撰稿并创办报刊,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懂得德、法文的张申府较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后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转向共产主义,并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每周评论》是除《新青年》外另一宣传新思想的刊物,这个刊物是在1918年创办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根据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与《新青年》配合,密切适应政治斗争进行宣传鼓动,最后便商定再办一个周刊,即《每周评论》。张申府在《每周评论》上全部以一个“赤”字为署名发表了多篇文章。除此之外,1919年张申府刊登在《每周评论》上的《知识阶级》、《俄罗斯》这两篇文章,分析了知识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他透过俄国革命看到了在从事解放与革命时,社会中知识阶级树立新组织的重要性,这一思想为他日后积极参与筹备建党打下了基础。
二、 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当中,张申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最早参加了中共创立的筹备工作,是除李大钊,陈独秀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陶然亭聚会,进步青年的联合
‘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了许多进步团体的活动发展和相互交流,1920年暑假,天津‘觉悟社’与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等五个团体举行座谈在陶然亭慈悲庵举行了座谈会,张申府和李大钊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各团体代表公推张申府起草《宣言》和《约章》。这次聚会强调了联合进步团体,共谋改造社会的意义,并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
参与共产党组建工作,“南陈北李”之间奔走
“共产党”名称的确立。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建党,在北大见到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并就中国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后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张申府曾回忆说:“记得这一年的8月,我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讲建党的事情。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 陈独秀在信中还就党的名称与张申府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在信中与张申府和李大钊商议。“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魏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都同意了。” 张申府在关于党名称的确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北之间奔走,统一共识,相约建党。1920年2月,陈独秀受时局原因被迫离京至上海,“南陈北李”的格局由此形成。此后,张申府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在“南陈北李”之间充当了沟通桥梁的作用。1920年8月,在陈独秀的积极推动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很快就成立了。同年9月,张申府前往上海迎接来华讲学的罗素,期间居住在陈独秀家里,当时这是党的机关办事处。在沪期间,张申府与陈独秀商谈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并多次交换意见,一致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党员,把能够入党的人都吸纳进来。“回北大后,我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 在张申府和李大钊的努力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就建立了。
筹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9月下旬张申府离开上海回到北京,与李大钊进一步商量北京党的筹组和发展党员的问题。并和李大钊介绍了张国焘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最初的党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此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又陆续发展了高语罕、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他们都为北京大学学生。
三、 海外建立党组织,中共海外党组织的领导者
‘五四’运动后,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里昂大学筹办了一所中国学院,他们聘请我去教逻辑。这样,1920年11月,我离开北大,登上了赴法的征途。” 同时,张申府赴法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按照李大钊、陈独秀的嘱托在海外建立党组织,吸引留法学生中的人才入党。“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以小组形式开展活动,由此形成了上海领导人为陈独秀、北京的领导人为李大钊、而欧洲的领导人为张申府的格局。” ,这一格局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一直保持。
发展党员,成立旅法、旅德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在到达法国生活安顿下来后,便着手准备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了。1921年2月,张申府介绍了刘清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先于张申府到达法国,并在张申府到来后迫不及待地与他见面。由于在国内周恩来与张申府经常见面,互诉心声,周恩来给张申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张申府与刘清扬一起找周恩来谈了入党之事,周恩来很高兴的接受了他们的介绍,并在1921年2、3月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已经入党的赵世炎、陈公培相继来到法国,并按照陈独秀的指示与张申府取得了联系。于是,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也有人称巴黎共产党小组)。
1922年3月,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三人来到德国,与在德国的党员张伯简四人组成了旅德共产主义小组,开展活动。之后,高语罕、郑太朴、章伯钧、李季也陆续加入了旅德小组。1922年7月,朱德放弃了在云南的优厚待遇和仕途,毅然决然的要寻找中国共产党,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在国内入党未能如愿后,1922年9月,朱德毅然踏上了赴法国的邮轮去海外寻找党组织,后经赵世炎、周恩来介绍见到了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张申府(此时旅欧支部已经建立),朱德委婉地表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张申府对朱德多加考察,就他的入党问题多次与之谈话,后由周恩来作介绍人,张申府代表中共接收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德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南昌起义时才对外公开。
发起成立共青团,组建中共旅欧支部。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在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做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少年团(后来改名共青团)。1922年6月,旅欧共产主义少年团在巴黎西郊召开了成立大会,周恩来作为德国方面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决定出版刊物《少年》,张申府负责编辑工作。“《少年》以宣传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一方面,它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另一方面,同勤工俭学运动中无政府主义及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 1922年底,旅法小组和旅德小组的党员共同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在其中负主要责任。
 在此期间,张申府也与国内的陈独秀、李大钊经常通信保持联系,向他们介绍国外资本阶级的举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张申府在《巴黎通信》中提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最富学理的价值。……在战略上很重要”“因此吾们主张革命必先教育。” 在来往的信中,陈独秀也曾就拟提交的中共二大党的纲领征求张申府的意见。
综上所述,张申府在早期中共建党时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他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都投入了满腔热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张申府虽然后来因在“四大”与一些代表发生争执,并不顾劝阻负气退出了自己亲自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仍一心向党,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遵守与李大钊、赵世炎承诺的“在党外与党配合工作”“但凡有党的指示,总尽一切可能惟力是视” ,并积极投身抗日运动,领导学生爱国运动,配合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成为一名爱国民主人士。“然而,这样一位热心于救国、治学的学者最终没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他的局限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弱点是明显的,他是一个理想化的知识分子,一个理论家,但不是一个彻底地革命家。”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负气退党犯了错误就忽视他对于建党所做的突出贡献,就忽视他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地位。
正如在张申府逝世后《人民日报》播发的讣告中所说的:“张申府同志在一生奋斗中,也是有过曲折的,然而他能不断地追求真理,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人谦和,生活朴素,不计较个人得失,是一位令人怀念的老同志。” 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了解他接受他,这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近现代思想文化史都有极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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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获教育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首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本科生学术论文竞赛优秀奖。
(作者单位: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10-10 16:30:45 - www.ems8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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