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在国家公布的第一批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中，有25家机构入选，其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在列。2018年12月，南京大学、光明日报社共同发布“CTTI高校智库百强榜”，人大重阳位列A+行列。作为一家成立仅5年的年轻大学智库，本文对其成功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加强湖北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三点建议。

人大重阳模式及其对湖北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
王诗苇

一、人大重阳的成功经验
 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充分稳定的经费是智库建设的前提和保障。人大重阳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母校捐款2亿元的主要资助项目，成为中国“高校+社会”合作模式的有益尝试。它通过引进社会资源作为智库研究的增量，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功能分工；又通过智库和高校相互合作，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交流融合。
人大重阳通过扩大资金来源渠道，补齐资金短板，实现了腾飞发展。继成立之初吸纳2亿元社会资本后，人大重阳继续加强与社会各界合作。2017年，它接受社会资本成立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该中心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捐赠并由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2018年，中心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智库研究项目”推出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的“亚洲大国智库90强”。
 灵活的“旋转门”制度设计。人大重阳善用国内外退休政要打造中国式“旋转门”。其研究团队既有外交部、中国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的工作经验丰富且精力充沛的中国退休政要，又包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罗马俱乐部等国际组织的有能力和实力继续发挥余热的外国退休政要。
人大重阳聘用退休政要获得以下优势：一是政策敏感度，有丰富的政策经验，既了解政策执行的障碍，更能把握政策推进的路径与时间；二是高层关系网，熟络的政府人脉关系为智库提供快捷便利的内参报送渠道；三是对外传播力，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懂得在合适的场合、以合适的表达方式、讲出合适的语言。
 创新传统的智库人才选拔机制。智库研究区别于传统的学术研究，智库学者也不同于一般的学术专家。智库人员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具备多元化的知识背景，将研究成果与社会现实需求密切结合起来。因此，智库不应把人才来源局限于高校，更不必把高学历、多成果设置为智库人员入职的硬性条件，要不拘一格的广泛寻求多元化、复合型人才。
人大重阳其核心运营团队的履历不仅涵盖了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重要国家机关，《人民日报》、《中国财经报道》等知名媒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高端智库，还包括领域内知名公司、国际一流大学、重要国际组织等。通过创新传统的智库人才选拔机制，积极吸纳社会人才，人大重阳形成了一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团队，不仅拥有专业的智库学者，还具备在公共传播、社会交往、会议筹办等方面能力突出的复合型人才。
  建立健全的智库激励约束机制。人大重阳引入市场化机制，打造良性运行的思想市场，为有价值的研究报告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研究经费，进而健全相关激励机制。通过引入社会资本，人大重阳构建了持续资金来源，为智库人员提供有竞争力的高收入并配备专业研究助理，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为其工作。在注重物质激励的同时，它也兼顾精神激励，建立与决策者常规沟通机制，定期反馈智库学者贡献，充分尊重智库学者的知识产权。
在智库从业人员考核体系方面，人大重阳以影响力为核心指标，构建以决策影响力为主导、以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为支点的评价体系，规范智库人员的外部行为。通过构建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并将其与研究人员的考核与薪酬挂钩与联动，实现了智库高质量发展。
 开展全方位的智库交流合作。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认为要建设一流的中国智库，必须站在全球化高度来运营，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建立跨国研究团队，智库学者从不同角度提供全方位观点，提升智库观点的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大重阳聘请来自多国的退休政要、智库学者、社会活跃人士担任“外籍高级研究员”，通过讲座、研讨会、联合研究等方式进行实质合作，为中国在国际舞台发声打下良好基础。
人大重阳在加强智库对外交流方面做出了“立竿见影”的努力。它邀请国外智库一起研究敏感议题，通过项目合作，纠正、补充和完善他们对中国的传统认识。近年来，人大重阳展开了数轮与国外智库的合作，相互磨合，取得较大进展。如2018年8月，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主办中美智库贸易对话； 12月，在希腊协办“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专题讲座。
二、对湖北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
人大重阳强大的社会资本、灵活的体制机制、高效的运营团队对湖北新型智库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基于人大重阳的成功经验，本文就如何加强湖北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三点建议。
1、引入社会资金，增强发展活力
构建中国特色、湖北特点新型智库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当前，湖北新型智库的运营几乎都源于财政拨款，独立性较低，效率也较低，难以赢得社会和企业深度认可。针对这一问题，可以探索建立智库投融资机制，鼓励投资智库研究的基金项目，完善智库研究的竞争机智，推进湖北智库“大投入”、“大产出”。
从政府角度而言，应该为有价值的研究报告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项目研究经费，健全与此相关的经费循环与激励、考核机制，吸引最优秀的研究者为政府建言献策，通过打造开放式智库文化，促进决策者、研究者、资助者和公众多方频繁有效互动，强化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层面的重要角色，为湖北发展发挥智力支持作用。
从智库角度而言，湖北新型智库只有拥有足够社会资金来源，才能体现知识生产的市场价值，进而提升智库投入与智库人员待遇。政策研究需要广泛调研、讨论、试点，这些都离不开雄厚的社会资金支持。人大重阳经验表明，仅靠行政拨款的方式不能全面推动和衡量智库知识生产的有效性与真实水平。研究任务和经费预算的市场化转型，将塑造智库从业者的高效与专业，提升智库的活力和公信力。
2、深化机制改革，提升创新能力
  评价体系改革。增强科研工作者从事决策咨询研究的内生动力，需要推进科研评价体系创新，探索对各类科研成果进行分类评价制度。建议将湖北十大新型智库承担的研究项目、成果与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对接，与研究人员的职称与职务晋升挂钩与联动，激励更多优秀教师参与到智库工作中来。同时，对优秀的社会服务成果进行奖励，根据成果转化的程度、层次，确定相应的奖励标准。
 人事制度改革。智库研究人员既需要深厚的理论和学术基础，也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湖北新型智库要完善智库人员流动的“旋转门”机制。为使研究人员更了解实务、更接“地气”，智库可定期选派一些学者到省内各级政府部门挂职锻炼。同时，政府也可选拔一定比例公务员赴各类智库挂职研究，提高公职人员理论研究水平。通过建立这种长效机制，智库与政府间的沟通与理解将大幅增强，学有所用的智库学者与有思想底蕴的公务员数量将稳步增加。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从湖北智库发展实践来看，目前正面临着智库人才短版。很多学术专家知名度只限于学术圈，对决策层缺乏影响力；而部分优秀智库学者虽然没有传统学术作品，却对重大决策的制定举足轻重。建议改革智库人才培养模式：善于发现并吸纳对改变社会与改善国家政策有热情、乐衷于走出去与各类社会人员交往的年轻学者；培养智库学者研读各类政策文本，注重对宏观政策的研究分析；提高智库学者传播自己成果的意识与能力，帮助掌握针对不同受众进行差异化写作的方法。
3、整合研究资源，产出一流成果
 成立新型智库建设领导小组。建议成立由省委统一领导、省委宣传部主管的新型智库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省委党校、省社科院、社科联、教育厅、科技厅、相关高校、相关企业、社会组织等。领导小组不仅是新型智库建设工作协作平台，而且是与决策咨询相关的供需对接平台、成果转化平台。为确保工作效率，领导小组应当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并可考虑在省委宣传部或省社科院、有关高校设立日常办事机构。
 统筹省级课题管理。建议统筹省级应用型研究课题的招标和立项，避免出现课题立项重复、交叉等同质化现象。要注重中长期跟踪研究，在科学总结过去、切实把握现状和理性预测未来的基础上，围绕全省改革发展稳定的重难点问题进行持续跟踪研究，提出发展战略和规划，既接地气又适度超前。同时要结合智库自身定位和优势特色，实现从命题作文到自由选题的突破，推动智库针对专门性、专业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科学制定智库发展规划。国内外智库发展经验表明，联合打造地方智库联盟，有利于整合研究资源、形成智慧合力。要尽快制定《湖北新型智库发展总体规划》，明确智库行业规范、职业标准、财务监管制度等，对不同类型智库实行分类指导，促进形成中国特色、湖北特点的新型智库体系。要探索建立湖北智库联盟理事会制度，每年定期召开理事会会议并举办荆楚智库论坛，拓展对外交流平台，加强成果宣传推介，整体提升湖北智库影响力。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