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岸关系历史性突破成果，“习马会”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创新之举。这一开创性成果的取得离不开习近平“顺应大势，总揽全局”与“善于创新，知所进退”的政治智慧，二者相辅相成。

从“习马会”中看习近平对台工作政治智慧
 陈鑫

2015年11月7日下午3时，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会面。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第一次会面。这次会面被称为“习马会”，在两岸政治交往进程中具有历史突破性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在海内外引起广泛震动。因为“习马会”开创了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的先河。从1949年后的两岸政治军事等全面对抗到1987年的民间交往，发展到1993年海协会和海基会的“汪辜会谈”，再到2005年国共两党领导人首次会晤的“胡连会”、2014年国台办与台湾陆委会建立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的“张王会”，直至两岸领导人会面的“习马会”。从两岸交往的层级来看，这是一个“对峙对抗——民间交往——半官方性质协会交往——执政党与在野党交往——行政机构交往——最高领导人交往”的发展过程。两岸由“对峙对抗”到“最高领导人交往”跨越历时66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飞跃。正如习近平在会谈开始前致辞时说，“两岸领导人见面，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刻，历史将会记录今天”[ 陈斌华：《习近平同马英九会面》，新华网，2015年11月7日，http://www.gwytb.gov.cn/wyly/201511/t20151107_10992047.htm，2018年6月24日检索。]；马英九在致辞时也说，他“与习近平先生分别以台湾与大陆领导人的身份，穿越66年的时空，伸手相握，握着两岸的过去与未来，也握着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深具历史意义”[ 《“习马会”马英九致辞全文》，《人民日报》，2015年11月7日，http://news.ifeng.com/a/20151107/46151558_0.shtml，2018年6月24日检索。]。取得这样的进步，固然是有其他多方面原因，但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习近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在“习马会”中所展现的对台工作政治智慧很值得我们研究。
一.政治智慧的界定
在西方话语体系政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politikos。在中国古代话语体系中，政与治通常是独立解释的，“政”多指政令、政事，“治”多指具体的政治活动。[ 丁小萍：《古代中国政治智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近代率先将“政”与“治”合二为一的是孙中山先生，其将政治解释为管理众人，管理国家事务的活动。《辞海》指出：“政治处理的主要是国家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并表现为代表一定阶级、阶层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中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928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将政治定义为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表明政治的根源是经济，政治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政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政治活动是一项科学、是一种艺术。智慧是对事物能够认知、辨识、处理判断和创造发明的能力。[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955页。]政治智慧则是智慧在政治活动中的体现。
政治智慧可分为政治战略智慧和政治策略智慧两个层面。对政治智慧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世界观及方法论。高超的政治智慧，离不开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撑。伟大的政治家对历史的进程起着比较大的促进作用，其之所以伟大，根本原因在于其运用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了人类社会或其某一阶段某一地区的客观发展规律，并能顺应这种规律。习近平同志在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所展示出的治国理政的智慧最根本的体现就在于他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关键。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关键的“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其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这个“法宝”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习近平在“习马会”中的政治智慧
（一）顺应大势，总揽全局
善于顺应历史大势和善于总揽全局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必备的素质和智慧，尤其是对于领导核心来说，这是一项必须具备的能力。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求，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其中大局意识是前提。大局意识就是要始终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识大体、顾大局、谋大事，确保一切工作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历史大势是一种客观规律，是指社会运动过程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联系和必然的趋势。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总揽全局的能力是一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程。所以，善于体察并顺应历史大势是善于总览全局的前提和基础。
影响大势和全局最根本的有两个因素，一是根本利益，二是民心。一方面，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事实。两岸关系发展历史表明，两岸关系在逐步进步，趋向统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的民本文化表明，政策的决定因素是政策的效果，即以民心为导向：任何政策凡民心大悦则不变，人心思变则变，变与不变之间，常常是与政治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中国，“政策效果”是领导人考虑的主要因素。[ 杨开煌：《大陆和平发展政策评估——试析习近平对台重要思想》，《台海研究》，2016年第2期，第34页。]而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
 “一个根本利益”加上“一个历史心愿”这样的合力，是任何分裂势力阻挡不住的。因此，两岸关系的大势必然是统一。正如习近平所说：“两岸关系66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有过多少时间的隔绝，没有力量能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陈斌华：《习近平同马英九会面》，新华网，2015年11月7日，http://www.gwytb.gov.cn/wyly/201511/t20151107_10992047.htm，2018年6月24日检索。] 2018年11月24日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中国国民党以多数优势获胜，充分反映了台湾人民的祖国统一愿望。
从国际上来看，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这是世界大势。基于国内国际大势，习近平在对台工作中在“寸土不让”的原则中显得比较灵活，鉴于无法快速实现统一，则顺应大势，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对台主张。他说:“两岸双方应该在两岸关系发展历程中得到启迪，以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的担当，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选择……共同为世界及地区与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两岸和平发展正确方向，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两岸同胞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耀。”[ 陈斌华：《习近平同马英九会面》，新华网，2015年11月7日，http://www.gwytb.gov.cn/wyly/201511/t20151107_10992047.htm，2018年6月24日检索。]
和平发展道路必定是两岸统一的正确道路，原因有两个：一是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两岸执政党和人民的共同经济利益，有助于强化“祖国统一”的心愿，即“国内大势”；二是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亚太地区和国际利益，尤其是符合那些有破坏中国统一意图或行为的国家的根本利益，这有助于强化“国际大势”。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强化了国内国际大势，更为国家经济的腾飞、技术的革新、军事的强大、文化的融合、国际地位的提升赢得宝贵的时间，等时机一到，实现祖国统一则如探囊取物。这种智慧与毛泽东炮击金门、攻而不取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善于创新，知所进退
作为两岸关系历史性突破成果，“习马会”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创新之举，突破了之前的两岸交流模式，开创了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的先例。这一开创性成果的取得离不开习近平知所进退的政治智慧。知所进退意为应进而进，应退而退，一般指言语行动恰如其分。在“习马会”中，意指习近平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比较有弹性地处理了一些问题。马英九会后在接受台湾TVBS专访时说：“大陆这次对过去一些坚持的事情有弹性，要说让步也不是不可以。”[ 《马英九向全民报告：“马习会”收获超过预期》，香港：中国评论新闻网，2015年11月12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2018年6月24日检索。]可见台湾方面也深刻体会到了习近平的用心良苦。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所以，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在这一前提下，其他一些不违反原则的问题就恰当地处理了。
第一个问题：“习马会”的必要性。“习马会”的第二年台湾将进行“大选”，马英九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结束了任期，而由具有鲜明“台独”立场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历史证明，当时再不抓紧时机进行两岸最高领导人会面，等民进党上台后就很难再争取到机会。而一旦实现了两岸最高领导人会面，民进党再搞“台独”就得面对更大的障碍了。2015年12月30日，两岸双方的热线架设完成并通过测试，通话层级为陆委会主委对国台办主任。这表明两岸官方直接性的正式沟通机制建立起来。官方直接沟通机制形成的意义，必然远远大于不定期会面或交往。因为机制具有稳定性，即使“台独”势力上台，也会受到制约作用。正如杨开煌先生说：“台湾新的领导人如果在两岸关系上承认政府继承的常规，确认两岸关系之政治本质是一中原则，顺势而为的话，不仅两岸和平得以维持，台湾得以发展，而且台湾的国际空间亦将明显扩大，台湾人民的焦虑亦得化解。”[ 杨开煌：《大陆和平发展政策评估——试析习近平对台重要思想》，《台海研究》，2016年第2期，第39页。]换言之，如果台湾新的领导人不“顺势而为”，而搞“台独”，将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甚至失去台湾民心。
第二个问题：“习马会”的地点。“习马会”的地点定在新加坡，是双方经过充分的斟酌协商做出的正确选择。首先，1993年4月的“汪辜会谈”就在新加坡。“汪辜会谈”是在两岸两会于1992年达成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举行的，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也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断之后的首次正式接触，取得重大成果。因此，“习马会”定在新加坡对进一步强化“九二共识”具有推动作用。其次，从政治现实上看，习近平无法去台湾，马英九也很难来大陆，必须选择具有“第三方”性质的场合。新加坡既不属于大陆，也不属于台湾，也不是国际场合，对两岸双方来说均是一个合适的选择。第三，新加坡是一个华人为主体的多族群国家，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和谐社会特色，中华文化精髓也深深影响着新加坡人的生活。新加坡的华人多来自福建、广东两省，时任总统陈庆炎、总理李显龙的祖籍分别是福建省、广东省，属于华裔。台湾同胞中98%是汉族，大多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其余2%是原住民。[ 张久营、寇子春：《习近平对台工作思想初探——兼谈推进对台工作的一点思考》，《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9页。]在这样具有浓郁中华文化特色的地点会面，对于都属于中华文化体系的两岸双方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习马会”会面的主要内容。“习马会”主要分为公开阶段和闭门阶段。在公开阶段，在数百名中外媒体记者的瞩目下，习近平与马英九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间长达70秒左右。两岸双方在此之前通过沟通，商定会面使用“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和名义，互称“先生”。这是在两岸政治分歧尚未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按照一个中国原则作出的务实安排，也体现了双方搁置争议、相互尊重的精神。随后习近平在致辞环节中提出主张，笔者将之归纳为五点。一是明确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一个中国原则；二是明确两岸关系方向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三是明确推进两岸关系的主体是两岸双方，而不只是其中一方，也不是第三方；四是明确强调两岸双方同属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大陆的责任，也是台湾同胞的责任，两岸同胞共同享受民族复兴的伟大荣耀；五是明确双方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下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福祉。马英九也在致辞中提出了五点主张:一是巩固“九二共识”，维持现状；二是降低敌对状态，和平处理争端；三是扩大两岸交流，增进互利双赢；四是设置两岸热线，处理急要问题；五是两岸共同合作，致力振兴中华。这表明，两岸双方的主张实际上是一致的，具有惊人的默契。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