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经过几十年的讨论依然没有定论。笔者尝试在梳理上述解释的本质与源流的基础上，明确解释李约瑟难题的基本出发点，辨析根源与本质一方面能够剥离文化与制度因素负面效应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条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精华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另一方面也指明真正造成中西方差异的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确立。

李约瑟难题诸多解释的内在逻辑

唐韬 燕舒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一个理论问题的热度持续不减一方面说明其学术价值丰富，在文明史与制度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该问题始终对现实情况有所影响，尤其是从理论根源辨析资本主义萌生的条件，对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及其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一致性有所助益。李约瑟难题经历多代中国学人的探讨逐步形成了科学哲学要素说、统治阶层限制说、高水平陷阱假说等，诸多解释从文化基因、制度环境、经济基础等角度出发，为中国难以从简单技术向近代科学转变进行猜想。

一、李约瑟难题的科学哲学基础

李约瑟难题中对“科学”的定义就是上述的“近代科学” ，即以命题判断的形式逻辑和实验为基础的假设验证为核心特征。前者基于欧洲大陆的演绎逻辑与数理逻辑，结合理性论传统为知识的形式化提供支持；后者基于英美归纳逻辑和经验论传统，为实证科学与知识的扩展性奠定了基础。理性精神的演绎主义、怀疑主义和实证精神的经验主义、归纳主义是整个欧洲科学文明发展的内在基因。

李约瑟对中国哲学的探究同林语堂等国学大家有相似之处，“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关注着关系，所以就宁愿避免实体问题和实体假问题，从而就一贯地避开了一切形而上学。西方的头脑问的是：‘它本质上是什么？’而中国人的头脑则问：‘它在其开始、活动和终结的各阶段与其他各种事物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应该怎样对它作出反应？’张子高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人情练达，而对自然界与规律重视不足。传统哲学思维跳跃了机械论思维而较快具备系统论思维，对现实社会的解释与融入的关注超过了对生命和世界的规律与本质的探索。

通过中西哲学与科学本源的探讨，中国即便产生了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却始终难以像西方一样基于理论科学的支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积累前进。中国的技术成果常被称作“巧夺天工”的“艺术品”，既然是天工、是艺术，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罗素也曾指出，中国教育造就了稳定和艺术，却不能产生精神和科学。中国的学徒依靠长期的积累也未必能达到前辈的高度，即便天资聪颖勤奋刻苦成为一代巨匠，也仅能被列为“士农工商”的第三等级，从知识的传承和社会地位的认同方面，都难以为科学的酝酿提供基数与激励。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并非落后与短浅，道家代表老庄、心学领袖王阳明在处理社会环境与自身定位、现实世界同内心平衡方面的洞见千年来一直是指导大众在人情社会中协调自然、社会、个人三者关系的核心准则。梁漱溟、林语堂等人所言中国人的心智早熟于人世客观上的确削减了古人对“本质”问题的探讨与判断，对现世世界的集中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人疏于对纯粹逻辑演绎的演练，但究竟是什么导致中国人的智慧如此“早熟”，为什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就不能培育近代的科学精神，似乎依然没有给出本质性的令人满意的答案。

二、归结于士大夫阶层的制度原因

单从科学的本质层面仅能推断西方具备萌生近代科学的两个要素条件，但并不能解释中国这两项条件为何不充分。近现代众多思想家最终将问题指向制度层面，认为士大夫阶层统治的政治与文化体制约束了科学发展的智力基础与认同条件。

韦伯把近代科学在西方出现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而冯友兰也把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缺少理性主义的精神、缺少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冯友兰尝试解释中国人缺少逻辑理性的深层原因。经学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诵读经典较多，中国自西汉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力，都用在儒家的几部经典上面，真正开放性、创造性的教育缺失。林毅夫把科技创新模式转化的不成功归结为不鼓励科技创新而仅仅复述和诠释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也同上述冯友兰先生的解释处于类似的角度。

中国帝王将儒家经典作为正统意识形态，借此长久地把控社会舆论、奠定了中国的文化基因。但是意识形态的普及直至根植于民心需要有广泛的认同基础与官僚阶层的坚决支持，分析专制时代统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就成为继续探究问题的关键点。

至此，士大夫阶层维护儒家学说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同专制皇权站在了一起，他们尊崇经学经典、把控舆论基调既是确立自身地位的敲门砖，也是维系既得权利的尚方剑。说来说去依然是熟稔于现世社会的合理选择，但似乎将问题归结于统治阶层、政治制度，依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笔者认为士大夫阶层对意识形态的推动是将重文倾向日益加深与巩固的因素，是将惯性转变为本性的助推器，政治制度强化了文化倾向的初始方向，而原始的且始终影响中国人文化观念的动力依然需要从经济基础入手。

三、归结于生产资料匮乏的客观因素

从经济基础入手分析李约瑟难题最著名的是“高水平陷阱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国没能成功地进行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过多的人口抵消了高水平农业所带来的收益，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的限制。为了避免跌入马尔萨斯陷阱，防止过多的人口消耗尽农业剩余，中国发展出高水平的农业技术。人口增加引起人地比率的上升，造成劳动力便宜、资源和资本昂贵，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降低，加之过多人口消耗掉农业剩余，缺乏发展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中国便进入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蔡昉与林毅夫并不同意“高水平陷阱说”。林毅夫则认为资源瓶颈本身就是技术的函数，资源的充分利用有赖于技术水平的提高。用该理论解释科技革新未出现在中国逻辑上陷入循环论证。姚洋则认为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的平均回报高于工业的平均回报，资金向农业集中挤压了工业的资金投入。蔡昉认为劳动力的稀缺程度与对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发明的多少之间没有相关关系；土地稀缺会导致土地价格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资土地回报率高。

彭慕兰从生产资料来源出发，认为西方超越东方的根本原因在于美洲新大陆的开发。工业化前期任何农耕文明都面临人口膨胀和土地稀缺的矛盾。彭慕兰认为，中英各国都在工业化萌芽极端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但资源制约导致生产劳动过分密集，终致落入马尔萨斯陷阱。中国人口一直处于生存保障线附近，社会核心目标在于为逐步增加的庞大人口数量提供充足的粮食、纤维、燃料与建材。西欧虽在农耕时代存在同样的矛盾，却通过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得到美洲新大陆，从而解决了资源匮乏的问题、跳出了生产资料的制约，反倒人力成为紧缺资源，提高效率和代替人的机器因此被迫出现。

笔者认为，高水平陷阱理论有值得讨论的部分。人口膨胀要求高水平的农业技术依然存在缺乏农业剩余，人口削减的困难，越是存在人地矛盾应该越有动力通过发展新技术的手段提升生产效率。在生活资料匮乏的阶段社会应该有充足的动力挖掘生产潜力，而并不是在人口膨胀的同时依然徘徊在生存线边缘。劳动替代型的需求不来源于解决劳动力的安置难题，而依然来源于对充足剩余的追求。彭慕兰从另一个角度给出解释，生产资料与人口的配比应该成为问题的关键。

四、归结于生产力决定下的生产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同西方相比并不典型。中国农耕经济是个体家庭分散经济简单叠加，典型的小农经济虽然具有较大弹性，但频繁更改的土地制度并没有否定基础的直属中央的财政权。简言之，中国是分散的个体农户直接服从于中央政府的税收体系，而西方比家庭更高层次的领主经济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形成托克维尔所称的”中间力量“。

笔者认为，中国未能孕育近代科学的确同思维习惯、文化认同以及制度因素密切相关，但真正造成中西方差异的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确立。简而言之，中国人对土地的稳定且数量较小的占有决定中国缺乏技术革新的市场条件与发展动力。只有使生产资料变为货币化的资本，使劳动力同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完全脱离，也就是从原有生产关系中剥离出来，才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西方近代生产与分配关系已经转移到契约关系为主，个人私利观为财富积累、技术进步的力量来源。中国劳动力始终未同生产资料脱离，也就始终维持着小农个体经济的原有生产关系，西方的人身依附、雇佣工人等契约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确立的前奏，而这一前奏未在中国响起。宋代开始萌生的轻工业生产与贸易规模较小，地域范围有限。积累的商业资本大多数并非用于技术革新，而是上交国家充实国库。这也是宋明手工业未产生质变的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1.中央党校；2.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