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合作中，国家作为最有影响力和主要的行为体，其相互关联是十分重要的，而在东亚地区各国的联系尤其是中日间的关联是有着深厚历史基础和渊源的。而过去在对两国关系问题上的研究多是注重于在经济、制度方面对东亚国家合作的影响，因此，笔者尝试从社会文化建构角度，以历史因素为基准，来探究中日的文化合作。当前中日的文化认同仍不断需要通过实践去探索出一条符合两国国情的道路。

探析东亚地区中日文化合作中的历史因素 

舒伟超 

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文化合作的思想观念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学思想长期以来在中国、日本处于统治地位。虽然目前儒学思想在两个国家的表现不尽相同，但是其核心思想却是一致的，即“和”的观念。

在中国“和合”思想是普遍接受的文化观念，在当代，有学者张立文提出的以“和合”观念为主的“和合学”的理论兴起。其中，所谓和合的“和”，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在儒家的传统观念中，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主张治国处事、礼仪制度应以和为价值标准。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而“离散不能相和合”。和合是社会和谐、安定的调节剂。而在张立文教授的“和合”观念中主要涉及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亦即五大中心价值，“是研究自然、社会、人际、人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与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 其“和合”也是强调针对不同事物的存在方式的认识观念，在“合”的过程以“和平”、“和谐”的态度认同差异与冲突，并只有超越差异与冲突才能达成新的事物，才可以达到真正的“和”的状态。

因为历史上受中国思想的影响，“和”的思想在日本是传统性的文化思想。可以说中国“和”思想的东传，以及使那时的日本广泛认知和深受重视此思想，并成为了治国之本。此外，在日本内部称号也同样发生了由“侨”到“大侨”“大养德”再至“大和”，再由“大和”变为“和”的变迁。例如，日本民族为“大和”民族，而日本食物对外也成为“和食”。可见日本对“和”思想的重视和继承。 由此可见，历史上中国“和”的思想在日本有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和”的思想在两国是共有的思想，在对不同事物的共存采取非敌对的态度，而是以“和”的态度来求得共存和互补，以求得更好的状态，正是中日“和”思想的共通之处。

一． 朝贡体系的“天下观”——文化合作的制度影响

虽然在传统的东亚稳定的朝贡体系里是等级制的，名义上是日本是附属中国，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与西方的殖民模式是不同的。历史上中国强大时，等级制与地区的稳定是一致的，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势力以及跨国文化交流等使得正式的等级形式和非正式的平等结合起来，定义地区体系的不是主权而是一种观念。

而这种对认同观念的强调主要来自与朝贡体制相伴的“天下”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天下”观念，并在这种观念下构建起了国际秩序源远流长。而在朝贡体制下，不断接收和吸收中华文化的日本也有类似的观念。日本历史上曾一度认同中国传统的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天下观，但是后期则是形成了以大和皇室为中心的“天下”观念，也曾提出以天竺、中国、日本为主的“三国”观。虽然中日两国的“天下”观在后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但是对“天下”内部认同观念的强调始终是没有改变的。“天下”的观念维系着地区内部的平衡，这也就使得地区内部形成稳定和谐的状态。

二． 汉字的传播——文化合作的交流载体

除了“家天下”思想所引导的“认同”对历史上的两国关系有着稳定作用外，文化传承的工具——汉字，也在历史上对两国合作有着重要作用。汉字的传入和使用，改变了日本无文字的历史，对日本文化的基础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则是借助汉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汉字传入日本后，填补了日语没有书写方式的空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作为官方文字来使用。直到8至9世纪的平安时代，日本人根据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和草书分别创造出了片假名和平假名，有了属于本民族的文字。 但是当时汉文能力仍然被视为评价一个人文化修养的标准，因此长期受到上层社会的追捧，汉字崇拜的风潮也从上而下的普及开来。汉字在日本的推广和使用不仅推动这一区域进入了人类历史的文明时代，也因此使这一区域为重心的东亚地区获得了“汉字文化圈”的称号。而“汉字文化圈”在无形中塑造了一个多国参与、有着传接能力的文化共同体的存在。

根据鲁杰的建构主义思想，时间维度在构建社会认同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在儒家思想的规范和维系下，中日在儒家文化圈中所构建的社会认知和区域化，就有稳定的内部思想基础。其次，在朝贡体系的历史中遗留下的“天下观”，也为两国合作以及东亚区域合作提供了基础：强调合作和天下的同一性。最后，汉字作为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工具，也是中日文化在历史上交流的证明，同时是东亚区域文化相交融和沟通的重要媒介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