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运行效率的界定、源泉与测度：一个文献综述
吴海民（广东五邑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江门   529020）
经济运行是一个效率至上的市场竞争过程，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是经济管理的前沿课题之一，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该文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内涵界定、评判标准、源泉探索以及计算测度进行了详细的文献回顾与梳理，提供了一个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剖析经济运行效率的分析框架。
经济运行效率；源泉；测度；综述

1.经济运行效率的内涵界定
经济运行是一个效率至上的市场竞争过程，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是经济管理的前沿课题之一，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效率一词最早出现在拉丁文中，顾名思义，效率就是有效的比率，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将各种投入（资本、劳动等）转化为产出的有效程度，因而依据投入要素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单要素生产率（如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新帕尔格雷夫词典》将"效率"定义为不浪费，亦指资源利用得最好[1]。后来，效率概念的应用范围日益广泛，其内涵也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丰富与深化，如今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用以考察生产技术先进性、资源配置合理性和工人劳动积极性等经济运行质量好坏的核心指标。
1.1早期的效率观点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认为，效率是指任何个人从事适合自己天性的工作时，干得最快、最好、最多，产生最好的效果。因此效率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多快好省。
1.2古典经济学派的效率观点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着重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对提高效率的意义与作用，认为效率主要是一种生产率[2]。
1.3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效率观点
新古典经济学将效率定义为连续追求帕累托有效直至最优的理想状态：对于某种经济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至少有人境况变得更好而又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则该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Pareto，1896）。帕累托最优是效率的“理想王国”。
1.4经济增长学派的效率观点
以乔根生、索洛为代表的经济增长学派认为效率是一种边际生产率，其测度主要以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为核心，其结果为产出增长率与投入增长率之差，即希克斯中性下的索洛剩余[3]。
1.5我国学者的效率观点
厉以宁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中指出，效率是资源的有效使用与配置，一定的投入有较多的产出或一定的产出只需要较少的投入，意味着效率的增长。樊纲认为经济效率是社会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生产所提供的效用满足程度，因此可以一般地称为资源利用效率，它是需要的满足程度与所费资源的对比关系，因而效率又是一个效用概念或社会福利概念。
由此可见，经济效率是一个多义词，既可以理解成一种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理性经济行为，又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状态，甚至还可以认为是实现投入产出最优组合的一种内在能力，即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环节所蕴藏的规模效率、范围效率、配置效率、竞争效率、制度效率、学习效率以及X效率等一系列微观效率的系统集成。
2.经济运行效率的评判标准
经济运行效率的评判是最为复杂的。由于价值取向的多元性、效率本身的无止境性、效率标准的多层次性，导致在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标准来作为评判依据时鲜有“共同语言”。正因为如此，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出发就有不同的判断标准。迄今为止，判断经济运行效率高低好坏的标准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五种：
2.1马克思的“生产力”标准
马克思等历史唯物主义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出发，提出经济运行效率的评判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即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就越有效率。“满足人的需要”是发展生产的目的，实际上也就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最终效率标准。
2.2“社会价值判断”标准
经济运行效率的衡量涉及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投入与产出，也就是消耗的生产资源和获得的社会福利。其中资源消耗比较好度量，但社会福利不仅难以度量，而且还存在价值判断问题[4]。价值判断标准是社会选择的结果，是由经济社会的制度演变进程所决定的，经济学本身并不能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因而只能把社会现有的、公认的价值标准，当作是现行的、合理的、既定的效率判断标准来使用。
2.3科斯的“交易费用”标准
经济运行领域存在着多样性的组织安排和持续不断的制度变迁，由此产生了不同的交易费用，进而影响经济产出的高低。在此情况下，交易费用是判断经济运行效率的理想标准。如果某种经济运行制度比任何其它经济制度更能节约交易费用，则认为该经济运行就更有效率。科斯和威廉姆森在进行制度比较分析时使用的就是该标准。“交易费用”标准从成本收益角度评价经济效率，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2.4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标准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Pareto）认为，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状态，如果所有的帕累托改进都不存在，则称这种资源状态为帕累托最优状态。满足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具有经济效率的，否则就是缺乏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最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判断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的依据。
2.5萨缪尔森的“检验”标准
萨缪尔森将帕累托最优理论进一步加以精密化，形成所谓的“标准”理论。按照此理论，要考察一种状况是否优于另一种状况，必须深入分析该状况下的每一种商品组合与其它状况比较，确保至少能使一个人有利而不对任何人不利，此即为有效率，否则没有效率。这种检验方式与帕累托不同之处在于，帕累托从资源配置出发，萨缪尔森则是从商品组合的分配来考虑。
2.6“卡尔多—希克斯”的福利标准
如果一项改进使受益者的所得足以补偿受损者的所失，这种改进就叫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如果不存在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任何可能，那么该状态就达到了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事实上，只要受益者对受损者进行事后补偿，那么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就等价于帕累托改进。如果交易成本很低，卡尔多—希克斯改进都可以转化成帕累托改进[5]。
说到底，各种效率标准及其实现途径都是对资源配置的合理程度或运行状况的主观评价，这种评价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多种因素影响，表现出多元性特征。目前，“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效率时普遍认可的评判标准。
3.经济运行效率的源泉探索
“经济效率”从何而来，亦即经济效率的源泉是什么，一直是困扰经济学家的一个难题。随着效率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发现，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中，存在性质特异的效率源泉，从而被相应区分为规模效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范围效率，X效率等等。
3.1规模效率
早在18世纪，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指出，基于相对缩减生产活动种类的专业化分工可以有效节省劳动耗费，提高生产集约化程度，而生产的大规模进行正是专业化分工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因而生产活动的规模性是经济效率形成的重要源泉。规模效率是指规模扩大时由自身内部引起的收益递增或成本下降而获得的效率提高。实践证明，绝大多数生产活动存在着最佳的经济规模。
3.2范围效率
DavidTeece(1980)在《企业的范围和范围经济》一文中提出了“范围经济”的概念[6]。根据潘扎尔(JohnC.Panzer)、威利格(RobertD.Willig，1981)、钱德勒（Chandler，1990）等的经典研究，经济效率的源泉除了规模，还与经济活动的范围密切相关[7]。范围经济指的是多种相关产品共享某些投入、流程和资源以及技能转移带来的节约，即考察单位成本能否通过联合生产而降低。从根本上说，范围经济效率产生的原因是通过最大限度扩展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对相互关联的共同设备或共同过程进行最优利用，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显而易见，这种利益共享的好处只能通过不断突破范围边界来得到。
3.3学习效率
在长期的经济生产活动过程中，人们常常观察到连续生产单位产量所要求的资源投入随着累积产量的增加而递减，投入要素的这种递减特征就称为学习效应。尽管都与生产的规模有关，但学习效应与规模效应有很大不同，规模经济存在于生产批量的大小中，而学习效应存在于生产批次的多少中。随着生产的不断累积，学习效应开始产生作用，使个别的经验积累转变成普遍的共同知识，生产流程逐渐得到改进，废品和浪费显著减少，劳动时间得到有效节约，从而提高经济组织的运行效率。
3.4组织效率
经济组织的本质和功能在于节约交易成本、提高运行效率，而现代经济活动总是处在一定的组织系统中运行，涉及组织结构、组织机制和组织资源等组织要素，它们整合的状况及运行效果直接影响经济效率的充分发挥。只有高效率的组织体系，科学有效地利用人、财、物、信息等各种资源，做到以最小的投入达到最大的产出，才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要保持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营造一种激励，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等于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著名学者胡汝银曾经分析了集权组织下资源配置往往会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并指出要使社会经济由低效率增长轨道转入高效率增长轨道，必须建立高效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
3.5竞争效率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竞争中的利益冲突是经济得以产生高效率的原动力，而且是更一般、更持久的动力，竞争者在优胜劣汰的压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驱动下，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也就提高了整个市场的经济效益。可以说，自由竞争激发了价值创造的效率[8]，造就市场经济的繁荣，市场经济成为人类经济史上迄今最富有效率的经济模式。
3.6配置效率
稀缺资源只有被配置到最正确的用途中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价值。新古典经济学从资源的稀缺性出发，以经济人、理性选择和完全市场为基本假设，采用“边际增量”和“均衡分析”方法，证明了价格机制下资源不断从低效率向高效率安排转移，市场均衡标志着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效率状态。市场因此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它能通过供求、价格、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推动资源的合理流动与分配，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配置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具有调整和升级能力，是衡量其经济活力与运行质量的重要标志。在生产要素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将低效率产业部门的生产要素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效率产业部门，促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保持经济良性运行，就可以获得结构上的配置效率，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
3.7技术效率
技术创新可以改变资源相对稀缺的状况，使人类对资源的价值发现和利用朝着更加精细的方向迈进，也使得劳动力和资金等有形要素的投入比例下降，技术和知识等无形要素的投入比例不断上升[9]。随着科学的发展，技术进步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乘数作用日益上升，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成果的转化极大地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8制度效率
现代制度经济学揭示了社会或市场的制度性因素，同样可以成为社会经济效率的增长因素，特别是产权关系及其制度，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对经济制度的运行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诺思由此提出了“制度效率”（InstitutionalEfficiency），是指在一种约束机制下，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产出的增加。“科斯定理”证明了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产权的初始安排与重新选择对资源配置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产权的最优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最优。一旦建立科学有效的产权制度，就会实现一系列经济增长的效率价值。“科斯定理”告诉人们，私人之间的交易在谈判、签约、监督执行过程中会产生相关费用，即交易费用，同一交易过程在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中进行时，所涉及到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过高的交易费用将对私人交易形成障碍，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诺思指出，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前提下，保证私人收益率等于社会收益率的产权安排，给了产权主体最大的激励，也就保证了资源会流入最有效率的用途上。
3.9 X效率
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发现，同样的投入下，产出有时候会少，有时候会多，这是一个来源不明的非配置效率，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提出。所谓X低效率，是指生产组织内部因错过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机会而造成的低效率，由于是一种观察上的结果，在其性质尚不明确的情况下被称为X效率。如今的研究表明，X效率被认为蕴涵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与管理习俗形成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中，经济文化的约束机制促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尽力降低资源投入成本，从而减少无效率的经济活动，经济文化的激励机制鞭策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最有效地使用自己的资源以最大限度地获得收益，从而大大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种效率如果存在，就称之为X效率，如果不存在，则称之为X低效率。
3.10物流效率
随着生产领域压缩成本的潜力逐步枯竭，经济效率的源泉已由节约资源投入的“第一源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二源泉”，转向建立高效物流系统的“第三源泉”。德鲁克称其为“一块经济界的黑暗大陆”、“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从二战开始经历了七次价值发现的物流，将大生产和大分配整合在一起，成为现代经济效率的新增长点，经济运行中的物流效率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3.11交易效率
复旦大学博士赵红军指出，交易效率(transactionefficiency)指一定时间内经济体中交易活动（与商业活动相联系）或业务活动（与行政活动相联系）进行的速度快慢。若单位时间内进行的交易或业务活动次数越多，或者完成单笔交易或业务活动的时间越短，则该国的交易效率就越高。在分工收益既定的条件下，交易费用成为影响交易效率、进而影响分工演进的决定性变量。交易效率很低或为负时，社会的理性选择就是低分工水平，经济体系就被长期“锁定”在低分工水平、低生产效率、低商品化程度的境地，类似于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或者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交易效率较高时，社会就会提高分工水平以获取专业化经济的好处，其结果是生产效率提高[10]。
3.12外部性效率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加深了人们对经济进步动因的理解。罗默(1986)和卢卡斯(1998)通过引入技术外部性和人力资本外部性给出了经济增长源泉的新解释，其中尤以人力资本外部性内容更为丰富。而资本空间集聚的外部性理论认为把生产活动集中到少数地区，借助资本空间集聚的外部效应可以提高产出效率。与此同时，现代化信息网络作为一个新生产力的驱动工具，具有强大的支撑、渗透和带动效应，使社会实现技术经济的迅速聚集和效率的飞跃发展[11]。由于网络经济使生产活动表现出边际成本递减和报酬递增的趋势，又使消费活动产生显著的连带外部性特征，因而被认为存在外部性经济效率。这一观点开拓了人们认识效率的新空间。
以上种种效率观点，分别代表了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考察，特别是对经济运行效率产生的源泉做了深入探索（见下表）。概括起来，早期效率思想主要着眼于减少投入即节约成本的需要，后期效率观点主要着眼于投入不变条件下尽可能提高产出的目的，而近期效率研究则把投入产出结合起来进行系统地优化组合和统筹安排，以求到达效率边界的最前沿，从而获得整体最大的总效率，可以说，这一思路既是对效率研究的深化，也是对效率研究的广化。
经济运行效率源泉比较表

4.经济运行效率的测度方法
经济运行效率的测度是以微观经济为理论基础、以生产函数为研究依托的。根据其所采用的生产函数的设定不同，大致可分为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测度方法和基于前沿生产函数的测度方法两种。
4.1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经济运行效率测度方法
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测度方法可以追溯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1942年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J.）在《世界经济文献》杂志发表《关于趋势运动的理论》一文，不仅首次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而且开创了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先例，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1947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施特格勒（GJ.stigter）运用边际产品加权实际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来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首次测算了美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1954年，希朗•戴维斯（Davis，S.）发表了《生产率核算》一书，进一步明确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Solow在《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一文中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将产出增长扣除要素增长后未被解释的“残差”归为技术进步的结果，后来被称为“增长余值”，也即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一般效率的提高。
如何测定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一个难题，经济学家根据索洛的总量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框架形成了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计法。基本思路是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将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贡献剔除掉，从而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算值，其本质是一种指数方法。按照指数的不同构造方式，可分为代数指数法和几何指数法(也称索洛残差法)。
代数指数法
代数指数法最早由艾布拉姆威兹(Abramvitz,1956)提出，其基本思想是把全要素生产率表示为产出数量指数与所有投入要素加权指数的比率。代数指数法很直观地体现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但缺陷也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它虽然没有明确设定生产函数，但暗含着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可以完全替代，且边际生产率不变，因而缺乏合理性，难以进行实证分析[12]。
索洛残差法
基本思路是先估算总量生产函数，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投入要素增长率后的残差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故又称生产函数法。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索洛残差公式，本质上是一个几何指数。各投入要素的产出份额往往需要通过估算总量生产函数加以测算，常用的总量生产函数有C-D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等。
索洛残差法虽然简便易行，但仍有许多不足，完全竞争、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的假设条件在现实经济中无法满足；由于资本价格难以确定，只能利用资本存量来代替资本服务，忽略了新旧资本效率的差异以及技术效率提升的影响，略显粗糙。此外，还存在计量误差的影响。
1977年，Aigner，Lovell，Schmidt和Meeusen，vandenBroeck分别独立提出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则允许技术无效的存在，并将TFP的变化分解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和技术效率的变化。这种方法比传统的总量生产函数法更接近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能够将影响TFP的因素从TFP的变化率中分离出来，从而更加深入地研究经济效率的根源。
4.2基于前沿生产函数的经济运行效率测度方法
经济运行效率的测度是伴随着生产前沿面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考察经济运行中投入与产出的效率关系，关键是要找到一个代表最佳效率的前沿面，然后再估算出相对效率水平。Debreu(1951)和Shephard(1953)以模型化方法给出了描述多投入多产出生产单元的技术效率，用距离函数测得的生产单元与生产前沿面的距离即为经济运行的技术效率，它沿着产出增大方向（Debreu产出有效）或投入减少方向（Shephard投入有效）提高。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法雷尔（M.Farrell）于1957发表《生产效率度量》一文，开创了利用前沿生产函数研究效率的先河，并将经济运行效率区分为总的综合效率（OverallEfficiency，OE）、技术效率（TechnicalEfficiency，TE）和配置效率（AllocativEfficiency，AE）。综合效率就是在产出规模不变、以及市场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按照既定的要素投入比例所能达到的最小生产成本占实际生产成本的百分比，综合效率亦被定义为成本效率。而技术效率则是反映了既定投入数量下，实际产出与理论最大产出的百分比。配置效率被定义为既定价格下以适当比例使用各种投入的能力。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之积为总的经济综合效率。因此，度量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是前沿面（生产中产出或成本的最优值）的确定。
Farrell的原始模型是生产前沿面研究的基础，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对生产前沿面的研究层出不穷。1972年S.N.Afriat首次使用最大似然法建立具有统计性质的前沿生产函数模型；1974年J.Richmond第一次提出了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来研究前沿生产函数；1977年D.Aigner,C.Lovell&C.Schmidt和W.Meeusen,J.vandenBroeck提出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使效率的估计由纯理论探索转向了应用研究。按照计算原理不同，生产前沿面的研究方法可以区分为非参数方法和参数方法两大类：
参数法（ParameterApproaqch）
参数法在测度效率时，需要规定效率前沿函数的具体形式，并通过样本估算出效率前沿函数中的各个参数，得到效率前沿函数，然后比较观测值与效率前沿的差异，来测度效率水平[13]。根据对效率中无效率项和随机误差项函数假定的不同，参数方法主要可分为随机前沿方法（stochasticFrontierAproach,SFA）、自由分布法(DistributionFreeApproach,DFA)、厚边界函数法(ThickFrontierAnalysis,TFA)和递归厚前沿方法（TecursiveThickFrontierAnnroach,TRFA）4种。
（1）随机前沿法（SFA）
1977年，D.J.Aigner，Schmidt，Lovell，MeeusenandvandenBroeck等人提出了效率测度的随机前沿方法。随后，许多学者将该方法应用到对银行机构的效率评价中，如Bergeretal(1993,1997)，Mester（1993，1996），Ashton(1998)，Altunbas(2001)等。由于非参数方法不考虑随机误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导致在测算效率时会因时期和区域选择不同而出现显著差异，因此考虑随机误差影响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更适合于对区域经济效率的研究[14]。
（2）自由分布法（DFA）
在充足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组成的面板数据保证下，参数法就可放弃对无效率项分布的限制性假设。Berger（1993）和Rien（1999）称这种方法为自由分布法。DFA法的不足是它只能测度整个考察期内的平均效率，而不是各个时点上的效率。
（3）厚前沿方法（TFA）
在SFA法基础上，BergerandHumphrey(1992)认为用面板数据估计前沿函数时，可使用一种更自由的分布方式，称之为厚前沿方法（TFA）。与SFA法相似，TFA法也需要使用前沿函数来计算效率。区别是TFA法并不对随机误差项和无效率项的分布作具体假设，而是假设样本可分为四分位区间的两组（绩效最佳和最差），将两组样本之间出现的差异视为无效率，将组内样本之间出现的差异视为随机误差。
（4）递归厚前沿方法（TRFA）
针对SFA法和DFA法需要假设随机误差项和无效率项的分布类型，TFA法又随意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类等不足，RienandPaul(1999)提出了效率的递归厚前沿法（RTFA）计算思想。RTFA法不对随机误差项和无效率项的分布作严格的假定，只是假定效率中存在随机误差项。因此，首先对全部样本进行回归得出一个初始效率前沿函数，然后通过统计检验来验证各样本是否符合上述随机误差假设。如果符合，则回归结束，各样本为高效率；若不符合，则剔除掉偏差较大的样本后重新回归。这样，通过递归分析可以将总样本分为高效率子样本和低效率子样本。RTFA法只能对样本的效率情况好坏进行区分，无法得出具体的效率值，对分析低效率的成因帮助不大。
非参数法（NonParameterApproach）
非参数法是一种不依赖于前沿函数估计的效率计算方法。它计算效率的理论基础是Farrell所构建的技术效率理论。非参数法在计算过程中，具有无需事先假定前沿函数类型、不考虑随机误差干扰、不用作统计检验等与参数法截然不同的特征[15]。非参数法主要有数据包络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和自由排列包法（FreeDisposalHull,FDH）两种。
（1）自由可置壳法（FDH）
自由可置壳法（FDH）是DEA法的一个特例—DEA前沿顶点连线上的点没被纳入效率前沿，而仅由DEA顶点和这些顶点内部的自由排列点组成。由于FDH前沿和DEA前沿一致或位于DEA前沿内部，所以用FDH法计算得到的平均效率通常高于用DEA方法计算的平均效率。
由于参数法需要事先给定效率边界的函数形式，存在不确定性的偏差等缺陷。相反，DEA方法不仅可以避免这样的缺陷，而且还有其它方面的独到优势，故近年来，非参数法中的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在效率评估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6]。
（2）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由A.Charnes、W.WCooper&E.Rhodes于1978年提出的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是效率研究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该方法是在Farrell单输入单输出效率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评估具有多输入多输出同类型决策单元（DecisionMakingUnits，简称DMU）相对有效性的效率评估体系[17]。其最大特点是无须对生产系统输入输出之间进行明确的生产函数表达式的假定，仅仅依靠DMU的实际观测数据，利用线性规划方法将有效的DMU线性组合起来，构造出“悬浮”在整个观测样本点上的分段超平面即生产前沿面，并由此来评估DMU的相对效率。DEA构造的生产前沿面是一个多面
凸锥（Aconvexhullofintersectingplanes），紧紧包括全部有效的观测数据点，满足生产可能集公理体系的凸性、锥性、无效性和最小性假设。它反映了生产系统输入输出之间的最优关系[18]。
运用DEA分析求得的综合效率又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uretechnicalefficiency，简称PTE）、规模效率（ScaleEfficiency，SE）和配置效率（AllocationEfficiency）。Farrell（1957）首次用图形解释了这三种效率，但其前提条件必须是规模报酬不变（CRS）。Banker（1984）等放松了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基于可变规模收益（VRS）把Farrell的技术效率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从而使这一技术的应用变得更为广泛[19]。对于BC2模型，Charnes等人利用Charnes-Cooper检验证明了DEA有效与多目标规划的Pareto解的等价性。
经过20多年的发展,DEA理论已经比较成熟,先后有C2R、C2GS2、C2W、C2WH、GDEA模型，以及不确定性DEA模型、动态DEA模型、逆DEA模型和投入产出都可以变化的DEA模型等等相继出现[20]。此外，Andersen和Petersen（1993）提出了一种"超效率"DEA模型（Super-Efficiency，简称SE-DEA），使有效决策单元之间也能比较效率的高低。TimothyT.Elikins在借鉴Li&Reeves的MCDEA模型、Klimberg的MOLP-DEA模型后，发展出基于多标准-多目标和动态DEA模型等[21]。目前，对DEA模型应用的改进仍在进行当中。如加法模型，Log型DEA模型，时间窗DEA模型[22]，关于具有决策者偏好的锥比率DEA模型，具有无穷多个DMU的半无限规划DEA模型。
DEA有效的经济含义是：在现有制度、结构和技术水平下，得到目前的产出水平（观察值），如果模型最优值小于1，则认为经济活动为缺乏效率，存在浪费，因而可以减少投入以获得当前产出；反之，若模型最优值等于1，则认为经济活动具有效率，现有投入得到的产出已是最大产出。所有有效观测点形成的包络就是最佳效率前沿面。

参考文献
[1]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
[2]张晓红.我国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研究[D].北京：中央中央党校,2006:15-29
[3]李春龙．经济增长中的效率问题研究[D]．北京：中共
下转第012页
上接第018页
中央党校，2003.
[4]李文溥.论经济分析中的效率评价标准与价值评价标准[J].经济研究，1996.12
[5]卜昭滔.公平与效率：基于和谐社会的认知与选择[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6：4-5.
[6][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著，张逸人等译.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著，重武译.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8]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73
[9]徐  琼.基于技术效率的区域经济竞争力提升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5
[10]赵红军.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一个城市化经济学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D].上海：复旦大学，2005：29-30
[11]杨霞光.经济信息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J].山东税务纵横,2002(6)
[12]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6
[13]孙秀峰.基于参数法的中国商业银行效率评价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6：3-11.
[14]何  枫，陈  荣，何炼成.SFA模型及其在我国技术效率测算中的应用[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5）：46-50
[15]孙巍，叶正波.转轨时期中国工业的效率与生产率—动态非参数生产前沿面理论及其应用[J].中国管理科学，2003（4）
[16]盛昭瀚，朱   乔，吴广谋.DEA理论、方法与应用[M],科学出版社，1996
[17]魏权龄.数据包络分析[M],科学出版社，2004
[18]CharnesA.,CooperW.W.andWeiQ.L.,"ASemi-InfiniteMulticriteriaProgrammingApproachtoDataEnvelopmentAnalysiswithInfinitelyManyDecisionMakingUnits"[J]，CenterforCyberneticStudiesReportCCS511，1987.1
[19]CharnesA.,HuangZ.M.,RousseauJ.J.andWeiQ.L.,"ConeExtremalSolutionsofMulti-PayoffGameswithCross-ConstrainedStrategySets"Optimization[J]，21(1990)1,pp.51-69
[20]GolanyB.，YuG，"AGoalProgramming-DiscriminantFunctionApproachtotheEstimationofanEmpiricalProductionFunctionBasedonDEAResults"[J]，TheJournalofProductivityAnalysis,6(1995)2.pp.171-186
[21]HuangZ.M.，LiS.X.,"Dominance  Stochastic  Modelin
DataEnvelopmentAnalysis"[J],EuropeanJournalofOperationalResearch,1996,95,pp.390-403
[22]Webb,RobertM.，"LevelsofEfficiencyinUKRetailBanks:ADEAWindowAnalysis"[J],InternationalJournaloftheEconomicsofBusiness，2003，10，pp.305-322